*启程赴欧之前，朱将军曾经决意做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他在顺流而下赴上海的途中决定的。他生平有一个习惯，在行动之前，必有详细计划。
第一，他要进入上海的法国医院，治疗失眠症；自从戒烟以后，他就为失眠所折磨了。而失眠是很痛苦的，容易导致人们再吸鸦片。
第二，他要看看沿海地区和北方的情形，因为全国各地他只见过华西和西南，多少有些乡气。几个大都市的名字，例如南京、上海和北京，虽然他时常接触到，但他只能够猜想它们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基地，可是华西盛传这是一座建筑在近代学上的都市，无异于一棵摇钱树。
第三，他希望现在北京一家报馆工作的老友孙炳文，能够为他介绍“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介绍与孙炳文在日本一起工作多年的孙中山先生和其他民族革命领袖。在这些人里面，他希望见到陈独秀，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总书记。
船到上海，朱将军立刻坐人力车到法国医院，说明自己已经戒烟，但夜晚不能安眠，问他们能治疗否？
法国人对于朱将军各项计划的影响，就在他十五年后对我叙述他的生平时，似乎仍是不自觉的。他把存款转到巴黎的银行。他到了上海就找到法国医院的地址，不久，又到法国轮船公司订了两张九月初开往马赛的“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的三等船票。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则是他的朋友孙炳文的，他在没有到上海之前就给孙炳文写了信，孙炳文要他订好船票就到北京去。
一星期后，朱德出院，在一位旧同盟会的朋友处又住了一个星期，观光全市——对于这座城市的荒诞不经的事，他过去可听得太多了。
还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朋友送来书籍报纸，他有条不紊地页页读遍。一股清新之风正吹遍全中国，他所看的报纸登满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看了这些报道后，他决定参加共产党。它的主义到底如何，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极为清楚：外国帝国主义者使用了他们的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这个党。如果这个党被中国的外国敌人视为一种威胁，那它就是朱德所需要的党。
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刚好在朱德到上海的前一年。它当时还较弱小，乃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反封建、反军阀和反帝。它的领导人大部分是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不过它是一个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并且是刚刚从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新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这次胜利，是中国历史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胜利，轰动了全国。一九二二年一月，当朱德和他的同志们还在云南山区艰难行进的时候，香港中国海员已在要求增加工资，承认他们的地下海员工会为合法。当时，英国海员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并且刚刚赢得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重大胜利，但中国海员的工资已经八年没有调整，而这一时期的生活费用却上涨了一倍。
香港英国当局拒绝了中国海员的要求，并且监禁了中国海员工会的领导人。他们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其中有一人致死。在逃脱了大逮捕的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的号召下，香港海员团结一致，举行了大罢工。二十四小时之内，香港的所有工人，甚至包括在白人和中国雇主家里服务的仆役，都一律罢工。曾经被骄傲地称做英国权力堡垒的香港，整整瘫痪了五十天。罢工最终胜利结束。英国当局承认海员工会，同意增加工资，并向被捕和遭到殴打的工人赔礼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