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我们由讲武堂毕业出来，也不过一两个星期就给分派到营盘里去。但是营盘里就不敢要，知道不好控制，结果还是每团要了九个人。
我们那时学步、骑、炮的都有，不过一方面人家怕你革命，另一方面人家怕你把人家的地位拿去。开始以见习的资格去当副目（等于现在的下士班长，在学校时是正兵），我们毕业的还是最好的，算优等。副目没当几天就又当了司务长。那时候营长就是刘存厚，人很漂漂亮亮的，就是办事胆子小，也加入了同盟会。这家伙又要革命，但又怕得很，怕死。因为他是一个四川人，仰仗乡土关系，我们在那里还可以得到掩护。那个团的团长是罗佩金。可以说，在那里，除了第一营营长是一个反动的家伙，第三营营长也是蔡松坡①的学生，所以我们这个团有把握，一方面向士兵运动一下，一方面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多。
当司务长就做士兵运动。那时兵权是操在北洋军阀手里，部队里也有一部分是讲武堂的人。做士兵运动多半以家乡关系、哥老会关系，从反对军阀、反对打人各方面来进行。一个革命党人，在当时捉住是会被杀头的，可是那些由北方来的士兵出身的军官，又怕这些人。这中间有一个矛盾，他们想不要这些人，同时又少不了这些人。我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大官想不让我们接近士兵，一方面又必得叫我们去上课，打野外。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正是打秋操，上面要考，不得不干，那些连长又不行，带不了，我们带起来，那就好得很，带来带去，兵就带熟了，后来，一下子反正起来。那时候做士兵运动也有一点味道，谁也不说，相互的只是心照不宣。碰上打人的官长我们就对士兵表同情，士兵就高兴；再帮他们写写家信，多上上课，感情好一点，士兵便听话了。运动的结果，只有卫队、巡防营、新兵在官僚一方面，看是靠不住的了。我的任务是运动制台李经羲的卫队和这一个团，其他部队不归我。到卫队活动是以四川人的关系，原来在里面有些熟人，不大被注意防备。我可以随便来往。因为多年不打仗，听说要“革命”有些害怕，话不说穿，但是大家都知道。
“反正要革命，要打了。”
在营里，因为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已被攻下。那真是“风声鹤唳”，清朝势力在动摇，谁都想到云南（起义）是必然的。这时，李经羲可靠的军官已不多，那里面运动可以说完全是成熟了。蔡锷当旅长，下级干部多是讲武堂的。士兵也都练习得很好。就拿大家单单对于官的仇恨，也要干起来。兵都是新兵，有些懂得的，知道要革命了，都要干，显然的划为两种势力。一面是新人物、新军、学生、教官；另一面是“叩头虫”派，就是那些旧社会的官僚，成天“叩头”，我们很鄙视他们。我们已经改变，只是敬礼就完了。清朝末年，虽然也添了一些侦探警察，他们要捉革命党人，可是侦探也是不行，警察也不认真捉。总之，当时凡是新一点的人，都具有民族思想。
运动渐趋成熟了。武汉是八月十八日，云南便在九月九日①也动手了。当时，李经羲看看（形势）严重起来，就要捕人。我们的团长罗佩金知道要被调走，果然调走了，派了另外一个人来。那时一般工作是愈下层愈好做。他们官同下层隔离得很远，简直不通声息。我们下级军官和士兵却经常来往，到处都是通的。他们虽然知道我们有计划暴动起义，反正也无多大的办法了。李经羲知道蔡锷靠不住，只有另外一个团长丁锦还比较靠得着。他们这些官僚，这时便也有计划地来对付了。在总督衙门里修筑了防御工事，调了机关枪二连，辎重营一营，工队一营。官兵一部分自觉得也靠不住了。他们要开始屠杀人了。秘密计划却被偷出来，是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株偷出来的。愈搞压力愈大，本来约定的阴历九月九日晚十一点开始，结果不到九点，刚刚黑就打起来了。但是子弹很少，因为（上面）怕暴动，不发子弹，我们只趁打靶的时候偷出一些子弹，每人也只是三颗、五颗便没了，枪倒还是蛮好的枪。那时我们驻南教场、巫家坝，结果北教场先干起来，一个营要干，两个营还在徘徊，要干又不要干，忽然团本部烧掉，团长跑了，整个团就乱了，就又两个连跑掉了，其余的一连集合起来，去攻城了。这里，蔡锷已来南教场指挥。北教场一动，那些官僚吓昏了头脑，制台就打电话来叫增援，实际他们也晓得无济于事。已布置好了，蔡锷就在电话里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