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也没考得成器，因为四川那时已开始废科举，开办中学、高小、师范学校了。考试回来的第二年，就到顺庆去上高等小学了。这是一九○六年。
办这个小学的，是从日本回来的一些人，是和戊戌变法有关系的，在四川是很有名的。在这里念了有半年，原来有点底子，现在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英文、国文，还有一个日本人教日文。校长叫张澜，很热烈地鼓吹“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要牺牲身家性命救国家……”这半年思想更开展了。读科学也愿意读。
一九○六的下半年，就进了中学校。一般说来，科学成绩不大好，先生的学问也不大好，多少学了一点……这一年，从家里要了四五十块钱。这些钱家里是东凑西凑上来的，心里想这钱要还，是没办法的。又过了一年（一九○七年），我搞了四五十块钱去成都。在顺庆这一年，思想是大大的开展了。那时候在四川也有了东洋人，也有了西洋人。
在政治上，这时已经是废科举办学校，选举咨议局。但是相反的压制还是很厉害。那时流行的几句话是：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成都当时在我们耳中听到的，那是第一个城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全国也是数第一、第二了。在我们读书时，洋货输入了，教堂都相当的多了……练新兵，办劝业（即实业），提倡家庭业、手工业、搞机器，成都已设立机器局、造币厂、兵工厂、拉洋车，都开始了。办警察——正是我们到成都时办的。新政在这个时候，一起搞起来了。新派和旧派两派闹得很厉害。那时，皇帝提倡新政，一部分官员也提倡，另外一部分想反对也不行，因为是官办，把房子一修一弄就行了。
巡防军是旧军队，驻防全省原地。新军是陆军，只在成都开始有。
当时商业资本发展了。外国人来卖布匹，买四川的绸缎（都很漂亮，比得上苏杭的），收牛羊皮、猪毛、雀子皮，向外赶牛羊，贩鸦片烟。工业方面，有了枪炮厂、兵工厂、铜元局（即造币厂）、机器局、银元局，当时还兼用银元和元宝。银元多是元宝收回改造的。农村中也有了织布、缫丝、织绸的小机器，改良棉业，用美国棉种，农民们把它叫做洋棉花，也有了蒸汽机……这时算是从最腐败中间来整新了一下。成都街上的“光冬冬”都被警察拉去，看见乞丐就拉去管起来。弄了习艺所，做手工业，所以我们到成都时就没有看见“光冬冬”了。
市面上一般说来发展很快，手工业发展，洋货也来了，市面打零工的人也多了。市面不是萧条的，而是畸形发展的，实业做出一些，可是卖不出，便弄花会——就是办展览会，极热闹。各县都设有劝工局，把出品弄来卖，都相当好，尤其是竹器很漂亮，是江安、泸州一带做的。把各种东西都拿到花会上来卖，这表示那时候各方面都在变迁。就拿废科举来说，那是不容易做到的，可是做到了。
成都开始有了一种报纸，叫《四川日报》，鼓吹新法，还是官办的，铅印的。那时，一般说来，生活水平还低。苦力多得不得了，挑担的，抬轿的，推车的，拉洋车的。不过，官势还是很凶，仍然是压制老百姓的，各方面都是怕官，官大半也都是有钱的人用钱捐来的，所以每县的县官，都要苛捐杂税搞很多钱。官的势力是很大的，街上见到官，就要喊：“站起来！站起来！”没一个敢坐，头上戴白帽子的就得拿下来。官是坐着轿子的，一出来就是一大串，前面戴顶子的，打锣的，唱道的。成都的府官、道台很多，坐着拱杆的轿子，抬起来在街上飞跑，因为小官得避大官的道，碰上就要处罚，那真是下不得台，就得远远看着。大官一来，小官的轿子就得赶快抬到小巷子里去等等，回头再出来。小官早晚还得到大官那里去问安，初一、十五还要去参香。这些官对学堂就很客气，还看看望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