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九六年，我十一岁，开始在席先生那里读书。
席先生名字叫聘三，是一个很懂得人情世故，很有情趣有骨气的人——他的思想是开展的，对于那些历史上的人物认为都是假的，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有着丰富的学问，可是他不肯考了，所以不是什么秀才，却真是好先生。中国历代各朝的事他都懂得，从二十几岁教书起，到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周围的一些秀才、举人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在那里读书，当时他很高兴，因为学生都很好。我读了四、五年，很有益处。《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甘四史》，你要什么东西他就给你讲什么东西，到处都讲。那时候我比较聪明了些，又小，先生比较喜欢我。十一二岁，读书多，背到了一大串，读到了《左传》，讲也讲得来了大半。
这时国家也在由腐败中间变化着——从中日战争以后，大清的昏暗腐败，完全暴露了。那时“亡国”口号提得很高，“变法”的思潮也很快地反应在各处了。四川的情形呢？也一样腐败，做官的压榨老百姓是常事，剥削很厉害，卖官（又名捐官）也是常事。譬如：一个县知事，就要几十万块。那么他做上一任就要搞一两百万走。庚子①“八国联军”进京，清朝失败之后，更公开地卖官贿爵，土豪劣绅都像小说书上写的那样，这时农民经济也起了变化。国外经济的侵略已经因为长江交通的便利，而深入到四川来了。
搬家到大湾来，因为人少，同时自己也长大了一点，花在种庄稼上的时间更多了。一年差不多三四个月在种庄稼。六七个月在读书。席先生那里离马鞍场很近，离大湾有八里路，一天要来回跑四次，所以养成走路快的习惯。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从前我就没上过街，现在从乡里走到街上，人情也懂得多了。以前一到街上，人家会欺负你，在琳琅寨那处风俗还厚道，地主作恶的还不多，到了街上就不同了，流氓痞子很多，要靠另一种本事来支持。这时，已经懂得问国家事。庚子事变，就是在这个时候。席先生也讲。就懂得四万万赔款。因为这些钱都是赔到地主农民头上来。他们就作为加租的理由，来加到我们身上了。戊戌、己亥、庚子，又连着几年都是天旱，简直天天吃小菜叶大麦高梁，那很可怜。
我在席先生那里读书，就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了。因常常要一起上街——顶好的是吴绍伯，是很好的一个人，道德品行都不错，书读得多，年纪也比我大，是学校顶大的，先生也很喜欢他。我们还是爱跳，读书也没用过劲，毛毛草草的。他们读通夜，那我是不干的，因为我晚上要睡觉，非睡不行，我就说：
“读通夜要命也不行！”
在这时进步相当快。先生好，抓得紧，文章、作诗要交卷时，一逼就一搞，拿得出来，很快。
戊戌变法后，就又讲究科学了，有钱的人买了些科学本子回来，如“五大洲”、算学都有，都是变法以后编的。还有两个地球仪器。一看，知识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
我开始学算学，我学的还不错——因为会打珠算，那是在丁先生那里就学会了。当时因为家里都不会挂账，算账家里很需要，先生教，就会了。加、减、乘、除都会了。所以算学一看容易得很，一直学到比例开方，我都觉得容易——以后慢慢读成大学生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脑筋里总有一个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