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我呆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去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学了两学期的社会科学——部分原因是为了掩护我继续呆在德国。在德国期间，我坚定地干着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政党，当时，学生分成了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了一份油印的《政治周报》。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后来他组织了第三党。我出席了世界学生大会。一九二五年，因与钱柯夫案件有牵连，被德国警察拘捕。钱柯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想在大教堂里炸死他，许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人，其中有三四个人是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遭逮捕，不过只有二十八小时。一九二五年在柏林，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的活动。第二次被捕只拘留了三十小时。因此，我为革命而坐牢的纪录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总共不过是五十八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起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了那次的学生大会，我结识了不少朋友。由于这些活动，我终于被赶出德国，我就到欧洲各地游历，去了苏联，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派我去指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部队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我是杨将军的好朋友。这些军队曾是吴佩孚的部下，杨是吴任命的，他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军。我当上了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但未担任军职。一九二七年，由于杨森态度仍然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虽然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始终和北方敌人有联系。湖南的唐生智奉命率领国民党军队去打杨森。我就在这时离开了万县，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加入了南昌朱培德的部队，被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这个职务我一直担任到南昌八一起义。我帮着组织这次起义，它是在我这个公安局长的保护下策划的。起义后，我被任命为新九军的副军长，该军是起义过程中组成的，大约有三千人。国民党的第十一、第四和第二十军也参加了起义。
当时，我和周恩来、贺龙、张国焘、刘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叶挺以及其他革命同志等一同工作。毛泽东那时不在南昌，我到后来才见到他。
我接着率领部队到了广东海陆丰附近的东江地区，我是革命军右翼的司令。我进攻梅县的三河坝，叶挺和贺龙进攻潮州和汕头。我们在这些地区同时失败后，我退到福建，然后转江西、湖南。到那时，我的第九军大部分弟兄都牺牲了。我只有总共一千二百个弟兄，其中包括许多从贺龙和叶挺部队败下来的散兵。
我接着参加组织一九二七年的湘南起义。我们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起红旗，上有锤子、镰刀和红星。在湘南起义中，我们第一次在我们旗子上用了红星。六个月后，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井冈山，部队增加到一万人。就在这个我们准备建立第一个根据地的井冈山下，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和愉快的会面。
在湘南起义之前，毛泽东的部队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以前，我和毛泽东的惟一的一次联系是我从广东东江地区撤退之后，他派他的弟弟毛泽覃来和我取得联系。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和我把我们的部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个名字，是为了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时期是我们的革命堡垒。我被任命为第四军的军长，毛当政委。我们在井冈山上呆了六个月，击退了三次想消灭我们的进攻。这时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之后也到达了井冈山。一九二九年，我们留他驻守井冈山，毛和我率领部队去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进行建立苏维埃的长期斗争。从此以后，我的经历只不过是红军历史的一部分。
至于我的私生活问题：在参加共产党的斗争以前，我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过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一九三五年长征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十八岁，为了保全性命，已逃离住地——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纳溪。我这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有支持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她十八岁，我二十五岁。我的第三个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期和我结合的，名叫伍若兰，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健捉住砍了头。我现在的妻子是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结婚的。
关于我有百万家财的传说是不确实的。在云南我是有些财产，但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点。但是，一九二一年我被迫逃走时，我的财产全部被唐继尧没收了。
我很佩服两个德国人——兴登堡和麦金森，后者是运动战专家。福煦将军在保卫法兰西方面也建立了赫赫功?。当然，苏联的红军将领们现在都是有经验第一流的，例如加仑（布卢彻）。
在老派将军中拿破仑算是不错的。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他，也喜欢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他们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在中国，我一向钦佩云南的蔡锷，他是现代军事科学早期最优秀的专家。而在政治方面，我一向敬服孙逸仙。
中国士兵并不坏，是军官坏，不称职。中国士兵只缺乏政治训练。如果中国士兵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们能吃苦，在精神和肉体上能忍受极大困难，要是在别的国家，早就丧失战斗力了，可是他们却能保持士气，正如中国苦力在吃苦耐劳方面是举世无双的一样。
*本文是朱德一九三七年五月与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的谈话。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版《续西行漫记》。
注：①顺庆，今南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