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本人身体健壮，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一般来说我和民众的关系很好，这给我很大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了我很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认为对于指挥员和战士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这样，他们就会有为主义而坚决战斗的高昂士气——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势。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乘了长江的船顺流而下，去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主义时期，前景是十分暗淡的，我感到非常泄气。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一九二○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出来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药、一九二一年向西康进行第一次“长征”时开始戒烟，在去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已经戒得差不多了，在上海广慈医院又狠狠地治疗了一个星期，最后才完全根治了。
一九二二年我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时，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事实上党还只是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自己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惟一的其它影响是跟留法归国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以及孙中山的民主而战上。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
在上海，我找不到共产党，因此就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也和我一起去寻找共产党。但是，在北京我的运气也依然不佳，仍然没找到共产党，于是，我又返回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到处乱跑，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似的。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荒唐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遇到很多学生，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同旅行，他们的行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以后，我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九月，我乘船去欧洲，途经新加坡、马赛，然后到了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上照了一张俯瞰全城的照片，颇感得意。
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其他同志。我总算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十月，我到达柏林，当时我大约三十六岁。我一找到了党，便立即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