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马鞍庄。我家是穷苦佃农。为了一家二十口人的生活，我们租种了二十亩地。我六岁时，进了一个姓丁的地主办的私塾。为了上他这个学，他要我交学费，还待我特别坏，就好像他是在办慈善事业似的。我食宿都在家里，每天要走三里地去上学。放学后，我还要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例如挑水放牛这类的事。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了三年。
后来，这个大家庭在地主的压迫下没法活下去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分了家。我过继给一个伯父，就跟着他到大湾去住了。我亲生的父亲对我很不好，可是这位伯父却像疼亲儿子那样疼爱我，送我去上学，学了六七年的古文。我是我们家惟一受过教育的，为了要上学，我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干各种活儿。
我在一九○五年考过科举，一九○六年到了顺庆①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了六个月书，接着又在一所中学里读了六个月。一九○七年我到成都的一所体育学校里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家乡仪陇县，在县立高小教体育。一九○九年，我到云南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我才离开那里。我那时的志愿一直想当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可能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要求很严格，所以我能被录取，感到很高兴。
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听到织布的以及其他走街串巷的手艺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影响，那些人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了革命的想法，一九○九年我进入讲武堂不到几个星期，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跟随有名的云南督军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了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以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同年，我被派往四川和清朝的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第二年的四五月间回到了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命为云南讲武堂的学生队长，在那里我教授战术、野战术、射击和步枪演习。
一九一三年，在蔡锷部队中我被任命为营长，在法属印度###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去和袁世凯的部队作战。打了六个月的仗，我们胜利了。随后我升了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叙府和沪州。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部队第十三混成旅（后改为第七混成旅），在当时是有些声望的。可是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作战中半个多旅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棋瑞政府的卖国旧式军队作战。
一九二○年年底，我回到云南府和反动派唐继尧作战，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对我有很大影响。是他第一个举起反叛的旗帜，反对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保卫共和国的。
一九二一年九至十月，我当上了云南省警察厅厅长。那时，唐继尧卷土重来，他追了我二十天，我还是带了一连士兵逃了出来。另一个同伴也带了一连人和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受刑致死。我带领一连逃难的士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后来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了一下，然后进入四川。我先到嘉定，然后去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接待。一九二二年六月还和他们一道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军阀后来当然受到过红军的进攻。但是在当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我的人头，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刘湘所以对我为他效劳感兴趣，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我这一套对付专制军队很有成效的战术，主要是驻在印度###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中学到的机动游击战术。我和军队逃兵纠合组织的流窜匪帮打过硬仗，从中学到的经验，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