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1)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

抗日战争中,彭德怀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立下汗马功劳,1944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却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批判中列举的各种重大“错误”,已在过去的传述中澄清是非,唯有这个《读民主教育问题》,作者总是临笔犹豫,感到与其含糊其辞,不如付之阙如,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今天来回顾这场是非,当可还彭德怀以历史的公正,故在本篇中附补本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争取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由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朱德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挺进敌后,在英勇杀敌的同时,既关心基本群众的疾苦又团结各阶层的抗日爱国人士,用民主的概念进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使八路军能迅速立足于敌人的腹心而驰誉全国。

由苏区根据地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共产党人思想上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关于苏维埃时期的许多政策,都不应再引用。尤其是苏维埃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革命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政策,例如……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消灭富农(分坏田)、与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消灭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政权中共产党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在过去也是错误的。

如何纠正过左的错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内容是什么?1941年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阐释说: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的民主自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础,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的要看人民的政权、人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

这是为什么边区施政纲领明确的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之,并指出:“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

……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祟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份子采取宽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人权得到充分的保证……。

仅政府明令保护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由珍贵这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

(1982.7.27摘自山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