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梅魁写了一封信。
“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德怀记得侄女彭梅魁的这句话，梅魁也说到做到。到成都看望伯伯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候伯伯。彭德怀把1966年12月份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梅魁，让梅魁保存。此后，梅魁即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12月29日，景希珍突然来到彭梅魁家里，告诉她彭德怀已被红卫兵抓到北京，现在下落不明。彭梅魁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她一封信。
是伯伯写的。彭梅魁心头一震。
彭德怀告诉侄女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清宗是彭德怀在家谱上的名字。只有亲人知道。此时的彭德怀用清宗的署名，表现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为伯伯担忧，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今天总算有了下落，可又是怎样的下落啊!
红卫兵从监护处撤走近1个月，彭德怀问监护点的人：“老把我放到你们军队里干什么?假装不知道，实际上都知道。”哨兵经过教育，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攀谈。彭德怀说：“红卫兵怎么不来了呢?一天和这些小青年斗斗嘴也不错。”他一再提出要求回家种地，再不然仍回吴家花园，“住到后面的那间小屋子里读书，一切生活我自理。再不行，能不能叫我住党校去学习，找一间房子给我好好读读书。”
他想得太天真了。他真得离开这里，但不是他想去的地方，也不是种地，不是读书。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部队驻地。五棵松这里红卫兵进驻过，不安全了。
经过一番构筑，这个地方成了关禁党和国家、军队被打倒的领导人物的秘密监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护”体系：北面八里庄驻有一个摩托营，电台与这里直接呼叫，可以随时出动；附近设有潜伏哨；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设有一个哨兵，一言一行都被哨兵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他自言自语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棉袄，边补边对带班员说：“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个哨兵，特别是晚上，我看大多数都是干部。我是一个政治犯，我也懂这些，我自己能负责自己。”有时他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已经撤职8年了，这8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