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暂时收场，为准备配合中央公开点名批判彭德怀，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起草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陈伯达、康生和“文革”副组长江青写信说：“上次来上海，曾经对彭德怀担任三线副总指挥一事，提出了我们的担心。我们觉得分配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关锋、戚本禹的信还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陈伯达连忙将关、戚的信送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未予理睬。江青将信呈送毛泽东，并在信上写了“主席阅”3个字。
经过“文革小组”的一番强调和彭德怀专案组的一番“研究”，彭德怀的问题升了级，变成和彭、陆、罗、杨“勾结反党”，性质是要“搞政变”。康生特意提出“彭真答应彭德怀到三线搞军工”，“彭德怀到三线想搞军工”来说明彭德怀和彭、陆、罗、杨的“勾结”。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横空出世，“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
6月下旬，彭德怀到贵州参加三线建委在六盘水新建煤炭基地召开的综合利用规划会，这时，贵州已在天翻地覆地闹造反。彭德怀看到自己的名字倒贴在贵阳市的大街上，上面还划上了×××。在盘县招待所，警卫不让他出大门，他从后院出去了。县城还比较平静，他随意到一些人家去话家常。同行的人发现彭德怀“失踪”了，急急派人四出寻找，发现他“到群众中”去了，于是又派人到彭德怀所去之处调查、“消毒”。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他的言行加以歪曲。在那次规划现场会上，他仍然仔细倾听，但更少讲话了，他打消了去遵义踏访长征旧路的念头。
回到成都，已是7月下旬。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作为西南地区和四川省的司令部也遭“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说：“让我坐班房，就审判我；不审判我，不让我去看大字报是不行的。”一次被红卫兵认出来，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电话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怕红卫兵找我算账?!“算旧账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