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看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
也正当彭德怀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际，由姚文元的文章挑起的内部分歧与公开论战，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彭真领导的北京市报刊拒绝刊登血口喷人的姚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的策划者康生、江青和张春桥因势“放长线”，准备“钓大鱼”。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具有高度权威的《红旗》的编委关锋、戚本禹起而支持姚文，组成了“左派”队伍。“左派”的政治调门越来越高。早在1966年2月，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当前学术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意见。《五•一六通知》则宣布撤销这份提纲，并撤销了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五•一六通知》指责《汇报提纲》不提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问题，是“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等。
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候补书记杨尚昆被撤销职务，“彭、陆、罗、杨”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批“揪”出的所谓“反党集团”。新任命的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上台，具体领导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戚本禹都成了“通天”的文革小组的成员。
《五•一六通知》里有一段著名的话是毛泽东写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谁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呢?各级党委--具体到三线建委内，应该注意谁呢?在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领导成员必然人人都要表态，而不免又有些人人自危。
彭德怀就成了这次座谈会的目标。学习《五•一六通知》的座谈会，变成一次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接触彭德怀的人被迫出来揭发。于是，彭德怀又增添了“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新罪名。彭德怀说明、检讨，3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
彭德怀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说3年到5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意见书”和“八万言长信，我还保存了原稿，将来可以拿出来看”。“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我走马观花出去几次，说我到处放毒，到处了解情况，与1959年相比，以证明今不如昔……我不能接受。我喜欢搞农业，只是对农业做一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