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唱东方红歌的问题》一节中写道：“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只一次地说我不赞成唱《东方红》歌，并说是否受了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的影响，我可以保证，我没有受它的影响。”接着，彭德怀谈到唱《东方红》的问题：“这同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领袖的爱戴是分不开的，对于树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坚固领导核心和鼓励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继续前进都有一定意义。这些我是懂得的，也是拥护的。但我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过去，各兄弟国家来我国访问时，在欢迎会上演出节目，一向是先唱《斯大林颂》，可是，后来为了照顾同苏联的关系，不好再唱了，我想，倒不如各国领袖颂歌都不唱了，在欢迎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连《东方红》歌也不唱了(我从来没有讲过也没有想过在国内人民中不要唱《东方红》)。这样不但维护了我党中央对斯大林同志的估价，而且也表示了毛泽东同志的谦虚朴素作风。正同不送礼、不作寿、不以人名代地名有着相似的意义。”彭德怀谈到，这个想法他在毛泽东主持及刘少奇主持的会上都提过，没有被批评，“可是，在我犯了错误以后，也拿来作为我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事实之一了”。他认为在会议上“把自己的想法(哪怕是不正确的)直言讲出，求得指正，不能算什么‘蓄谋’或‘别有用心’的”。几年后，彭德怀曾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写道，他感到《东方红》中的“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歌词和《国际歌》中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句歌词是不是有些矛盾，但他只是想过，并没有向任何人谈及。
《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中南海调文工团员问题》，是说1953年彭德怀在朝鲜听说中央发电令向部队调文工团员，要求三个条件：政治上可靠，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容貌端正。彭德怀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一定不知道这个电报，回国后一问，总政治部一个同志说是他自己发的。彭德怀写道：“我对他说不应该以中央名义向下调文工团员，特别是第三个条件，使别人觉得像选妃似的。因为这句话，在以后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有几个同志说我诬蔑主席是皇帝，不然为什么比作选妃呢?也成了我反对毛主席的材料之一了。”“但是我对调文工团员的问题也有一种想法：事情虽小，如果被下面误认为中央是这样做(其实中央是不知道的)的，而他们也这样仿效，日久成风，事情就不小了。我们是执政党，也是应该值得注意的。”“这种想法对与不对，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不能提高到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或诬蔑。”
在《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大国主义”问题》一节中，彭德怀回顾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同朝鲜同志之间在战略方针和战术性质等原则问题上的几次争论，说：“从上述事实的回忆中，我志愿军在赴朝工作期间的战略战术方面是坚持了原则的，自己没有什么‘大国主义’的行为，但是在谈话的方式方法上是有缺点的。”
《八万言书》第五部分《关于军事路线问题》，彭德怀在这一部分里回顾了他在军委工作期间的国防工作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最后写道：“综合上述建军原则、领导制度、战略方针和民兵制度这四个方面来检查自己，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那段时间中，虽然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不能得出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