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言书》第四部分中所谈“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所述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事：“1942年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有了进一步的发动，各项工作也有巨大发展……在这同时，党内一些强迫命令作风有所抬头，针对这种情况，我讲了关于发扬民主作风的一些问题”，“以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作为谈话形式发表了”。这篇谈话的第二段中这样写道：“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去信批评他的这个说法，6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不指名地批判了彭德怀的这篇谈话，6月19日，处于敌后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在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时删去和修改了若干尖锐的针对彭德怀的批评。虽然这不是彭德怀的授意，在1945年延安整风中，彭德怀的这篇讲话和《新华日报》华北版未完全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事，都成为批判彭德怀的一个重要内容。1959年庐山会议上算彭德怀的“老账”，此事又被提起，作为彭德怀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对毛泽东的罪证。在《八万言书》中，彭德怀对这篇讲话中的以上观点作了检查，对转载之事作了说明，说：“现在如果中央再要我作检讨或给予处分，我都是满意的。”
在《八万言书》的第四部分，《关于‘七大’和‘八大’两次党纲讨论时我的发言》一节中，谈到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彭德怀曾在党纲起草小组上发言说：“党纲上不必写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还是写上的好。”彭德怀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彭德怀又参加党纲起草小组。当讨论到在党纲中要删去毛泽东思想的字句时，彭德怀发言说：“如果删去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都可能引起怀疑。”1959年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批彭时，有人把彭德怀以上的意见说成是“蓄谋已久”，“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彭德怀说：“以上这两番话都是在讨论会上作为个人的看法(当然一个人的看法会有不正确的时候)提出来研究的，而且也没有坚持意见”，“我是没有那样恶意的，故此说明。”
《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矫枉必须过正’的问题》一节写道：“……庐山会议和后来在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都谈到我对毛主席的‘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也是反对的”，“我认为，‘矫枉过正’或‘矫枉必须过正’不能是一切事物发展必须采用的法则，而只能是对某一具体事物可以采取的办法或手段。譬如一株小树向东曲，要端正其曲(枉)，必须将其拉向偏西一些，而且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改变其习性，然后达到将其端正的目的。像这样的具体事物采取这样具体办法或手段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也有些具体事物是不可采取这一办法或手段的。譬如，在我们的革命运动或建设事业中，出现了某些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时，只能采取适当纠正，而不能采取‘矫枉必须过正’的办法或手段，否则就会出现反右必出左，和反左必出右的现象。总之，我认为运用这一办法或手段，不能离开具体事物及条件。我的这种认识可能是错误的，但我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研究的”，“可是……这竟成了我反对毛主席的材料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