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接着谈到：“再者，我当时还错误地认为中央对他是绝对信任的。(中央)曾经让他担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职务，又曾三次派他去莫斯科，都说明了中央对他是重视的。也正是由于这些看法，就错误地把他当作革命同志了，因而也就完全忽视了他利用地位反党的一面。对于他在谈话中暴露的一些言行，也仅仅把他看成是‘思想狭隘’或把他看成对犯错误的同志‘忌恶如仇’，并没有进一步去推测他的野心，这就是我容易被他蒙蔽的基本原因。”彭德怀谈到毛泽东让他请高岗帮助修改他在军队高干会议上的代军委作报告的草案一事，说：“当时确没有从‘坏’的方面去考虑他”，所以在作报告时，除先申明这个报告是中央和毛主席修改批准的以外，还提高岗也帮了忙”，“恰好是中了他想在军队中插手的阴谋”。“在高岗带秘书到我处谈报告草案的这一次，待秘书走后，他便说了少奇同志的种种不对，又说少奇同志有心‘篡党’”。“在高干会议结束前一两天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来到我处，即提出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问我的看法怎样，我这才恍然大悟，顿觉自己险些上了高岗的圈套。我当时就把高岗近来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邓小平同志”。“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但是我相信，我党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实际情况会弄清楚的。”
在《八万言书》的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中，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从1936年他在宁夏豫旺堡接见外国新闻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到1958年7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来北京和他会谈的情形。最后，沉痛地说：“我没有背着我党在外国人面前搞什么不利于我党的勾当来讨好外国人，更没有什么‘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这一丑恶的罪名，引起了我心情上的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我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最后，彭德怀又写道：“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认识外国文字的人”，“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是有翻译同志跟随的”。出国访问时，“还有我驻外国大使馆的同志陪同”，每天晚上“都要向军委和总政的两个上校秘书同志汇报，他们都有记录，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对……”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里通外国”4个字对彭德怀是多么大的侮辱，使他感到多么痛苦，多么愤怒。不幸的是，这一为他“深恶痛绝”的“丑恶的罪名”，从精神上，最后更从肉体上折磨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