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这封长信的开头，对中央为克服国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表示满意，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这些具体措施”，“我拥护这次会议(按：指7000人大会)的召开和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肯定今后的形势会一天一天的更加好起来。”
关于他为什么要给中央写这封信，彭德怀也坦率地表白：“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只是想根据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我错误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并无他意”，“请求中央能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和审查，我是诚恳的感激。”
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封长信中(简称《八万言书》)，第一部分的第一、五两节，第四部分的一至六节及第七节的1、2、4点内容已收入于1982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以下简述第一、二、三、四部分的其余内容。第五部分关于军事问题略。
《八万言书》第一部分第三节题为：“我和黄克诚的关系”。黄克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将，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因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和彭德怀有过共同战斗的情谊，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第二位成员。彭德怀在这一节中写道：黄克诚于1930年被调到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任团政治委员，在苏区的肃反错误中黄克诚曾被捕，几乎被处死，因彭德怀力救得免。在苏区，黄克诚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但“此后，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这样漫长的时期，我同黄克诚同志根本没有任何个人和书信来往，也没有向中央推荐过黄作任何工作职务，直到1953年黄克诚调任总后勤部长”。接着，彭德怀在叙述了此后6年中他和黄克诚的交往情况后写道：“总之，我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确实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什么秘密。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同黄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同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我们工作上的互相依赖；彼此间讲话随随便便，言词也不讲究，彼此并不挑剔；有时听到对方在言语上有些不妥(如我不愿当国防部长等)，也不加以原则分析，互相谅解，事后也不向中央汇报。这些都表现了一种关系上的不严肃，是错误的方面。这些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同他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工作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在生活上也有着一定的共同点而产生的。但是，根本没有谈过如何反对中央和如何如何达到私人目的，更谈不到‘反党集团’。如查确有此事，愿受应得处置。”
《八万言书》的第二部分：《关于高饶联盟问题》的第一节中，彭德怀叙述了他和饶漱石在历史上的几次接触后，总结说：“以上，虽经少奇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两次对饶的介绍，以及在枣园、北京医院的两次见面，但印象并不深刻，更谈不到政治上有什么关系或什么私人交情。”在这一部分中，彭德怀叙述了他与高岗的关系始末，检讨说：“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之间的事我是不了解的，而我犯的错误主要是在高岗身上。”彭德怀接着回答：“我为什么能受高岗的蒙蔽呢?”是由于4件具体事，一是1949年以高岗名义发表的内蒙工作经验总结引起他对高岗的好感；二是高岗吹嘘自己每天要坚持读20页理论书，他对此感到钦佩；三是从朝鲜回国，彭德怀不愿再做军事工作，高岗劝他不要再推辞，以免毛泽东为难；四是高岗说彭德怀对××的批评虽对而方式不好，他曾从中解释以消除××的反感。因而就错把高岗看作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