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老农来访，大都问彭德怀：“眼下困难时刻，能不能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搞几年富裕了再合拢也行么!”这个由公社化失败而在农民心里重新升起的单干要求，在18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满足，从而释放了数亿农民的生产潜力，出现了80年代中国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创纪录的丰收。而在1961年，尽管彭德怀和农民的心十分贴近，对农村的考察十分深入，也视之为万万不可的。彭德怀没有批评任何提出这样要求的人，只是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农村干部社员解释、说明：“分田要不得”，“单干坚决不能搞的”，甚至在一次大队干部会上说：“我这已经是第四次表态了。”
另一个问题，主要是从一部分党员和干部、教师中提出来的关于刮“五风”的责任问题。东山公社一个生产队长赶到彭家围子来问彭德怀：“这几年来农村干部犯了‘五风’，这‘五风’到底怪谁呢?”“中央有没有责任呢?”湘潭县干部胡庆云回忆了一次这样的场面：
龙口公社石坝小学校长王孝让带了十来个教师学生来访：
“彭元帅辛苦啦，这样多的人，问过不歇气。”
“不，你们辛苦了。”
“彭元帅，我们有个问题想请示。”
“有什么提出来共同商量吧!”
“‘五风’是如何造成的?上面有什么责任?过去搞一个运动中央有为首的。如1927年反陈独秀，1937年反王明。这次反‘五风’，是不是也有呢?”
“‘五风’是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强迫命令，这是层层有责任的。至于谁来负责任，那个就不好说了。”
“这几年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完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呢?”(当时把问题归咎于3年自然灾害)
“不仅是自然灾害问题，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但由于上面官僚主义，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战线拉得很长，国民经济没有按比例发展……”
又一天，旗头大队一个老倌子来问彭德怀：“‘五风’中我的屋也拆了，办公共食堂饿得要死。我要找你老人家多时了。听说你回来了，我就要问一下：中央的政策把农村里搞得咯家伙，到底是中央要咯样做的，还是脚下（地方）搞的咯家伙?”
彭德怀说：“是走了些弯路呵!现在颁布了《六十条》，就按《六十条》办了。”
来访者还想弄清楚，两年来农村的许多做法，从生产上的放卫星、过度密植深翻、休耕，到生活上的集体化、男女分营居住，到学校的教学改革等问题，究竟哪些是中央的政策，哪些是地方的主意。彭德怀一一给讲解，强调一切要实事求是。
乌石学校校长周焕前家住彭家围子附近，曾几次和学校教师一起来看望彭德怀。周谈到，搞教育革命要在教师中“拔白旗”，提倡学生自己编教材，自己上课，说“先生不如学生”。彭德怀说：“假如照这个看法，那岂不是一个学生在他毕业之前是个进步分子，而在毕业以后，甚至第二天当了先生，就又变成落后分子了?难道当了先生，生活经验多了，知识多了，倒不如学生了?如此下去，谁愿意当先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