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湘潭老家两个弟媳龙国英、周淑身来信，愁苦万分地告诉彭德怀，农民更加饥饿，减了产又高征购，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公社食堂把山上的茶树砍了做柴烧；各家的锅碗瓢盆都砸了，“决心”吃食堂……彭德怀气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加倍辛勤地锄草、松土、施肥，恨不得用自己的汗水弥补群众的损失于万一。
彭德怀似应在吴家花园闭门读书，劳作思过。但他不能忍受那一圈高墙，散步就要出院。而每当他迈出挂甲屯20号那个大门，警卫排就要向中南海报告。从入城以来，领导人很少能够和住宅四周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也少了，彭德怀自觉越来越孤独。现在，他走出吴家花园大门，发现他又能回到群众中去，特别是他熟悉的农民中间去，这使他很高兴。他在挂甲屯到处走，和村里人亲切地打招呼，谁要带着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他还自我介绍：“我叫彭德怀，犯了错误。”开始左邻右舍还把他当大干部、首长。彭德怀进屋上炕，聊得很随便，孩子们上前叫彭爷爷，大人就叫他老彭，和他无话不谈。
这天，彭德怀来到社员潘秀兰家，潘指着门前的一片地说，这是生产队1958年的试验田，把好好的几亩稻子弄在一起，上面放了鸡蛋也掉不下去，冒充亩产几千斤。彭德怀气得直摇头：“净胡闹!”
彭德怀在园内开荒种地，原为了自食其力，减轻人民的负担。潘秀兰的话使他想起也要种一块试验田。他收集报纸上介绍的增产措施，在小塘边开出一块地，这样可以充足地浇灌。他封了有抽水设备的厕所，买了一个痰盂，每天清早把攒的“肥”端出倒在粪池里。后来又买了一个桶，让工作人员“支援”他的积肥之举，保证试验田施足底肥。土地不仅深翻，还把每一块土疙瘩都敲碎，用手捏一遍。彭德怀又出资买来良种，尽量密播，精心管理。麦子抽穗之后，他清早起床就去赶麻雀，还扎了两个草人竖在地中央。水、肥、土、种、密、保、管、工都按照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做了。彭德怀说：“我困在这块地里了，我看看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
麦穗灌浆了。彭德怀到村里邀来一位老农，老农十分惊讶地说：“老彭，你当元帅，还种得这样好的麦子哟!我们庄稼人也比不上呢。”彭德怀请老农估产，老农搓了根麦穗在掌心一数：“嘿!你这一分地能打90斤。”
麦子黄了，彭德怀和工作人员一起，精收细打，整整一分地，正好90斤麦。彭德怀并不为他的丰收庆幸，他紧蹙一双浓眉计算，集体大面积种植要达到他这一分试验田的标准必然很少，一亩不过900斤，即使一亩地按两季收成，充其量不过2000斤。
对于那些高产的“神话”，现在他更有理由不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