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埋头写了近半个月，委屈和焦急的思绪伴随着北京春季的狂风激荡。彭德怀终于搁笔。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了。
过了“五一”，他拿起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已经读过几遍了，这次重读，仍然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在笔记中记道，因为读这两本书。“把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对我的指责几乎完全遗忘了”。
几天后，彭德怀在高级党校参加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讨论，这又触动了他对庐山会议的回忆，思想回到国内的经济问题上来。只要一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的脑海便不能平静。
他想到“……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中，有同志说，在庐山会议时，中央本来是要反对‘左’的，并具有成效，正在庐山会议中期，彭德怀同志突然向党中央发起进攻，因此中央不得不调动力量，反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时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当时中央真的是反‘左’，那么我的‘意见书’和在西北小组会上一开始就有一些发言也是‘反左’，那么我同中央意见就是一致了，为什么把我的意见书，当作右倾主义反党纲领来加以反对呢？这不是奇怪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接着，彭德怀想起1959年9月3日到1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登载的3篇文章：《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驳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场紧张的谬论》、《关于一文的讨论》。3篇文章异口同声否定国民经济失调，认为即便有也是个别的。其中第一篇是出自掌握国民经济详细情况的国家统计局之手。该文引用浮夸的数字，断言：“1959年人民生活积累均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民生活提高得最快”。彭德怀在这篇文章上批道：“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彭德怀列举他亲自调查的结果，说明从1958年秋后农民生活逐步下降的情况。
由于想起上述3篇文章中的种种乐观估计。彭德怀在《看法》上篇后面补写道：“好得很，我衷心祝愿如此”，“但事实恐怕不能如我所祝愿”，“而是工农业产量下降，可能出现一个大马鞍形，全面下降”。他们“骗了自己，也骗了中央领导同志”。他认为，因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而被撤职处分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和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而被批判的东北协作区办公室干部李云仲的意见都是值得考虑的。他问道：“随便把这些提意见的同志加以各种莫须有的极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样做对党、对人民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专案组从红卫兵在彭德怀的住地(成都永兴巷七号)抄走的笔记中发现，彭德怀竟敢在批判他的文章上加眉批进行反批判，于是，将这些笔记作为彭德怀的罪证上报，并注明：“反革命分子彭德怀坚持反动立场，他在《内部参考》第2862期国家统计局党委《驳斥‘国民经济失调’的谬论》的文章里，妄加眉批，为其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辩护，猖狂地反对党的庐山会议决议。”
彭德怀对庐山会议及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采用的一套斗争方法极为反感，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多处提及，如：“断章取义”、“极端加以夸大”、“人身攻击”、“发生争论离开问题去推测其他”、“突然袭击”、“打闷棍”、“罗织罪名”、“莫须有”、“算老账”、“只许检讨，不许还手”等。
重读过《矛盾论》、《实践论》，彭德怀提笔继续写他的《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在《看法》的下篇中，彭德怀针对《决议》对他个人历史、思想作风，以至人格的歪曲丑化，列举事实，一一驳斥，痛快淋漓。他决心不再“耐怨”，他已经看到了容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