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时，他对杨献珍书中所引毛泽东的论断：“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和毛泽东号召做“老实人”、提倡“实事求是”、“强调认识从1959年12月中旬到1960年2月末，彭德怀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特别学员”每周两次去党校学习，读过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并作了许多眉批。他在新闻记者《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写道：人们如果把认识片面加以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来源于实践”等处特别重视，加批、圈点很多。
在1943年至1945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先曾被批评为教条主义，以后又与从大后方重庆回来的周恩来同被批评为经验主义，并被说成是王明教条主义的“支柱”。庐山会议上，“经验主义”的帽子再次落到彭德怀的头上。对于这顶“帽子”，彭德怀开始确实如刘少奇所说，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刘少奇说：“经验主义是不好随便承认的”，彭德怀很受触动。在阅读列宁的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除作摘记外，还在书页上写了很多批语。这本书在“文革”结束后，作为彭德怀的珍贵遗物，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彭德怀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到了高级党校。他是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他不和其他学员一起住校，仍住吴家花园，也不与一般学员编组在一起。党校为他特别编了一个组，由党校党委成员等参加，还指定了一名哲学教员、一名政治经济学教员为他担任个别辅导。据担任政治经济学辅导任务的周勤淑回忆，领导交给她的任务，除为彭德怀辅导学习外，还要了解他的思想活动，并把他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向上报告，和彭德怀在一起谈话，当面是不做记录的，回到党校后要做追记汇报。党校的负责人去看望彭德怀后也是如此办理：一起回忆彭德怀谈了些什么，然后追记、整理，上报中共中央。
尽管庐山会议的批判斗争是如此绝情，毛泽东毕竟还是问了一句：“30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搬出“红墙”以后，又亲自给他安排学习，留他用餐，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名义。高级党校的培训对象，一是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干部，一是马列主义理论教员和理论工作干部，政治局委员来这里学习，彭德怀还是第一个，他成了高级党校的“最高级学员”。不是庐山会议，他现在自然是不会到这里来学习的。真枪真炮的武装干了大半辈子，最后毛泽东射向他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却是在北京的“秀才”辑录的一份题名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列宁和毛泽东的语录。现在，他也有时间用理论来武装一下自己了，这不也是毛泽东的一番厚意么?
彭德怀不知道从上次和毛泽东会面后，毛泽东还多次要杨尚昆去劝彭德怀：出来工作的前提自然是要认认错。杨尚昆因顾虑到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一直没和彭德怀说。毛泽东还曾指示杨尚昆和聂荣臻、陈毅两位元帅一起去做彭的工作，主要是要彭对庐山会议认错并再有所表示，可彭德怀一直很倔强，三人不好开口。
他不知道更不会想到，在他的身边，从生活到学习都有受命监视的眼睛。包括原来跟随他多年，又随他住进吴家花园的工作人员，都由组织特别交代过，要向组织报告彭德怀的言行。在不肯认罪的背后，他实际已沦为一个“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