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这一场灾难导致了大约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四川、广西、河南等省不仅大批饿死人，造成整村、整户死绝的惨剧，还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景象。
庐山会议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从1959年8月到1978年末，全党全国“共诛”、“共讨”彭德怀近20年之久，其起因乃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这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而使毛泽东如此这般地震怒呢?可叹的是，除当时的与会者和省市一级领导人外，全党全国并无缘得见。直到1979年6月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元帅事迹展”时，这封“意见书”才第一次公布于世，以致每日都有许多参观者挤在“意见书”抄件前阅读、议论、摘抄。1982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将“意见书”作为附录刊载，这份历史性的文献才得以举世共读之。
当人们终于得睹“意见书”的庐山真面之后，又不禁产生了几许困惑：以1979年以后的眼光来看，这份惹下大祸的信，它对当时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并不彻底，它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意见书”认为：公社化中的问题基本已得到纠正，而基建项目过多过急了，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当前主要问题是由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多方面的紧张，就其发展看，已具有政治性。“意见书”认为：产生问题的原因是我们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浮夸风普遍滋长，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易犯“左”的错误，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在“意见书”的最后，彭德怀提到：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和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左”一般比反右要困难一些。
这是一番心平气和但又切中时弊的意见，又确是在集中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第一把手于一堂的庐山会议上，对当时仍深深潜藏在毛泽东和许多与会者思想中的“左”的“情结”率直发出的第一声警号。
“雁奴”折翅庐山，而“雁群”的灾难是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才显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