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些问题在会议过程中逐渐“升温”，而上升到路线问题。会议便演成对以彭德怀为目标的过火的、不公正的批判。在批判中，把彭德怀在抗战初期一度对游击战方针的不同意见和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王明的讲话拟定的提纲说成是执行王明路线；把一场百团大战说成是彭德怀背着中央打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则被说成是路线错误。彭德怀和毛泽东曾有过一些不同意见，即使已经解决，也被说成是彭德怀有意和毛泽东闹对立。加上彭德怀回延安说不愿“捧场”等话，更被说成是彭德怀一贯与毛泽东对立，甚至被说成就是想用自己的一套来和毛泽东的一套相对立。彭德怀受任在敌后统率全局，则被批判为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宗派、山头。最后，会议上还出现了否定一切的气氛。如把彭德怀在1928年革命低潮时率湘军一个团起义平江说成是“入股革命”；把彭德怀一贯的艰苦朴素精神说成是“矫情”、“禁欲主义”等。
彭德怀秉性刚直而不免失之暴烈；对士兵、群众宽厚仁爱而对领导干部要求严急；对上服理不服人；嫉恶如仇不加掩饰，有时夹带粗话。常说自己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这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作风不无自嘲亦不无自宥。平江起义以前，这一性格作风使他为追求真理既敢于蔑视权贵，又善于团结部属；起义以后，在党内则难免有磕磕碰碰和使人不快之处。但总的说来，他在党内从普通党员到政治局委员，未曾遭受大的挫折。这次从前方载誉归来，面对这样激烈的有失公正的批判，烈火般性格的彭德怀能否沉住气呢?
华北座谈会的规模时大时小，大时20余人，小时数人，会场设在杨家岭大礼堂楼下一间周末常举行舞会的小礼堂内。彭德怀总是坐在靠门的一张旧沙发上，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
他的态度很冷静，对一些激烈的指责、批判表现得很沉着、很克制，没有出现有人担心的争论和不快。
当然，事情也不轻松。休会的时候，彭德怀本着毛泽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一再反省自己，将自己的缺点、错误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有时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论修养上的不足；但对一些夸大、失实的批判，他又不愿作违心的检讨。在三次检讨中，彭德怀总结自己“入党带来了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18年没有很好的清算过”。表示今后“要增加一些马列，向毛泽东学习”。
华北座谈会于7月25日结束，中央对这次会议及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没有做结论，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毛泽东后来说：“暂时不做结论。”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彭德怀在七大发言的自我批评不太满意，说“他(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是心悦诚服的”，还对师哲说，“此人(彭德怀)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师哲认为，七大闭幕后，华北座谈会仍继续批判彭德怀不是偶然的。师哲的看法从1959年8月1日在江西庐山举行的批判彭德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言中可以得到证实。刘少奇在会上说：彭德怀“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这时，毛泽东插话说：“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做为好。有人要求彭去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也势必做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