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
当冀中军民和日寇展开生死搏斗之际，错综的消息涌向武军寺八路军总部：大批日军在河北、山西间频繁调动；冀中、晋西北均发现敌41师团番号。浓云滚滚，扑朔迷离。
5月22日夜，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的屋子里透出黯淡的灯光。左权手执半截蜡烛，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
半个多月来，总部日夜注视着冀中的形势，部署各部在平汉、津浦、正太各线出击，牵制日军后方，减轻日军对冀中的压力。此时，日军的动向，是真的要增兵冀中呢?还是“扫荡”晋察冀呢?还是别有企图呢?……
他举着蜡烛，沿着日军的行动轨迹深深思索。从太原向和顺方向，从邢台向武安方向，从襄垣到潞城方向，都有日军活动的迹象。他放下蜡烛，对着窗外黑黝黝一排武士般矗立的峰影沉吟。猛然，回身吹熄蜡烛，出门向作战室走去。
值班参谋报告，敌41师主力从晋西北乘大批汽车，连夜经太原向辽县和顺方向扑来。
左权转身又来到彭德怀住处，和彭德怀商讨一阵后，决定八路军主力立即转移外线。总部转驻武军寺南麻田镇东郭家峪，准备反“扫荡”作战，第二天开始行动。
左权屋里的灯光又闪动起来了。向部队下达命令后，他仔细计划着第二天总部转移的具体事项。
除了作战科值班人员，左权常常是这个院子里最后休息的人。没有尽头的情报、消息、报告、请示，朝夕不断地流到他的手里，无论是行军作战、驻地休整，他都要无休无止地细细阅读那些写在粗糙的黄色土纸上的文字。为了节约纸张，用土制墨水写的蝇头小字，在油灯下常常很难看清。但他一个字也不能放过。一个数字、一个地名、一个用词，往往都是关系至大的。曾随八路军总部转战数月的刘白羽写道：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年仅36岁，学识丰富，久经战阵，身体瘦削，却总是以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效率工作着。总部指挥作战的神经中枢--作战科，只有四五个参谋，要轮流值班通宵守候，接受各方报告和传达总部指令；但对左权来说，他是每时每刻都在值班，以便随时处理军机大事。他还要具体安排从军需供给、军工生产到部队训练、干部学习的种种工作。彭德怀对这位寡言深思、机敏沉毅、文武兼备的战友和助手十分敬重。凡重大军事问题，均与左权共同研究决策。从朱德回延安以后，“彭左”就代替“朱彭”，成为八路军指战员对自己前方最高指挥的亲切称呼。
有一件事使彭德怀深为不安。左权在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曾被指为在苏联期间有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澄清，使左权因负历史的委曲，不能一展独立指挥之雄才。经过5年的并肩战斗，艰难与共，1942年的春天，彭德怀决然给毛泽东、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左权并不知道彭德怀写信之事，他也永远地不会知道了。
时过午夜，第二天转移的一切问题都考虑到了。左权提起笔来给他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写了一封信。
为了不影响左权的工作，前年秋天，刘志兰带着襁褓中的女儿，独自回到延安。左权对妻子，在思念中总是带着一些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