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曾经分析多田骏的“囚笼”政策说，这是德克塞的堡垒主义加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略。湖南军阀上承曾(国藩)、左(宗棠)，以曾国藩所创的湘军后继者自诩。彭德怀有着12年的湘军戎马生涯，懂得曾国藩总结的“结硬寨，打呆战”6个字，不仅把深沟高垒用于防守，还用于长期围困太平军的坚城，也是一种以守为攻的战略。多田骏利用现代手段，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受到了百团大战的打击。冈村继其前任的经验，一方面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又吸取国民党对苏区五次“围剿”和他自己在朝鲜、中国东三省多年“剿共”的经验，推出了更为狡猾、更为狠毒的一套办法。
彭德怀很赞成邓小平的一个看法：“敌人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能大胆地抛弃不合用的东西，一点不守旧、不顽固。”从敌人实行第二次“治安强化”以后，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都注意到，敌人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战略指导上有很大的发展。
为弄清敌人的新阴谋，彭德怀建议中央军委给总部派来战略情报小组，由他直接领导。同时要求各战略区加强对敌人的战略情报的收集研究，弄清敌人治安强化的实际内容。
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占领，使华北变为巩固的殖民地。其方针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
在第二次治安强化中，日寇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主要为城市、交通命脉及其附近)、准治安区(八路军的游击区，为敌我争夺地带)、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分别施策。
对所谓“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统治。
对所谓“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逼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楼，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
对所谓“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军事进攻为主，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在“治安强化”中，日军清乡、蚕食、扫荡三者配合，以清乡巩固其占领，以蚕食缩小我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以利于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
冈村这一套手段着实恶毒。1945年，彭德怀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华北敌后以冈村为对手的一段严酷斗争时说：
“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特(国民党)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