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次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在肯定了百团大战的业绩后，他作了深刻的自责：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
实际上，1940年之夏，蒋介石方面、延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一致估计日军将要西进--进攻西安和重庆。而日本大本营的战略，从西进--解决“中国事变”，转向南进--夺取香港和法属安南(为此而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是在1940年7月23日它下达的大陆命令第439号中才规定的。这是八路军总部发出正太路破袭战预备命令的第二天。
彭德怀在1970年写的关于百团大战的“交代”材料中，还作了如下自我检讨：
“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1939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
在进行了严格的自省以后，彭德怀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评价这次战役，这切中了几十年来对这次战役提出的许多苛责的要害：
“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在百团大战被定为“罪行”之际，彭德怀写道：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空虚，给以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以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200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