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
1940年的秋季，八路军在华北出击，正值敌机170架狂炸涪都重庆。市区大火，其精华悉付一炬。迁都之说，妥协之议，甚嚣尘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国民政府实施诱降的“桐工作计划”也正加紧进行。在香港街市深处的一间密室里，日蒋双方代表经过长期、反复的磋商，讨价还价，策划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日方记载：“到8月初，重庆方面要求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宣布以蒋介石为会谈对手，并取消同汪精卫达成的内部协议。”“至8月中旬，重庆方面提出，一俟准备工作的完成，将派张群(时任四川省主席)往汉口，迎接坂垣(即坂垣征四郎)总参谋长”。
大后方在一片悲观空气的弥漫中，突然听到八路军在华北前线胜利出击的消息，顿时反响热烈，气氛为之一变。重庆《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国民公论》等，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战绩，发表社论。《新蜀报》9月20日社论中说：“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大后方极有影响的《大公报》社论说：“三年多的抗战军事，‘应战’二字可以尽之，敌军来攻，我们应战；敌军不攻，我们转战；敌军此处攻，我们他处不战，形式上几乎完全是被动的。这次北线之战，敌军未战，我们先攻，敌军将南侵，我们先北战，这在战略上讲，也是一种进步。”9月12日《力报》的社评说：“敌机之继续不断地向我涪都猛烈地施行轰炸，主要的目标乃使我大后方造成恐怖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借以配合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抗战意志。华北的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
远在边陲的《新疆日报》社论写道：“在全国各战场相当沉寂的今天，华北出击胜利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粉碎了诬蔑游击队‘游而不击’的种种滥调”。
百团大战在大后方的影响，还可从周恩来和中共重庆办事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看到。1940年9月1日，周恩来给中央关于《阻塞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借口，争取中间势力》的建议中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亦说最好。宜扩大此反‘扫荡’行动到山东及新四军。”“现在应以击敌和友为主”。5日，周恩来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华北百团大战是第一件兴奋人心的大事，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大公、新蜀、新民、国民公报发表我的讲话，今日大公报、新蜀社论称赞华北八路军战绩，蒋有电嘉奖，何亦允发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