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如彭鹿会谈甫告结束，6月21日，张荫梧便乘敌扫荡之际，率民军突然包围驻深县、束鹿之间的八路军后方机关，八路军死伤达400余人，制造了有名的深县惨案。其后，张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竟说：“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提出要“先打八路军，然后打日本”。进一步，张竟依仗日军来打八路军。不久，八路军截获了张荫梧致国民党当局的电报，电报说：“柴恩波在久安、新镇与八路军不两立，同时又受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已奉电前因谨复。”
彭德怀对张荫梧的“曲线救国”论立即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这一典型的汉奸理论，连同张荫梧其人，就此为国人所不齿。
8月17日，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令129师、晋察冀军区和冀南部队，对河北民军中最顽固反共而又宣扬汉奸理论的张荫梧、王子耀等部实行自卫反击，并坚决歼灭之。迄8月底，张、王各部大部被歼，张荫梧落荒而逃。面对张等的罪证，在朱、彭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于9月中下令撤了张荫梧的职。
鹿钟麟到河北反共，结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自行垮台，在日军的扫荡下跑到彭德怀原先指点给他的冀西太行山中，不敢出来。蒋介石对他也不感兴趣了，从经费供应上卡他，鹿只好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处理异党问题的新办法》及剿办所谓伪抗日军(国民党反共分子对八路军的称呼)的命令，由政治限共为主，发展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更派朱怀冰率93军之3个师并庞炳勋军北上入冀，与鹿钟麟从山东调来的石友三部，及张荫梧残部结合，企图以赤裸裸的武力，从八路军手中再夺冀中、冀南。河北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一波方平，一波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