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八路军和冀南民众艰苦创建的民主政权--冀南行政公署，中央和总部则持坚决态度，指示朱、徐等：“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
鹿钟麟在河北大张声势，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1月，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鹿钟麟得到情报，当夜率全班人马，转移到衡水乡村。杨秀峰部署所部发动群众拆毁城墙，防敌固守，至天将明，率冀南公署转移至巨鹿。这时鹿发布公告，说杨秀峰逃走，不知去向，撤去杨的冀南公署主任职务。日军在八路军各部袭击下退出南宫，张荫梧部又抢先入城，“大肆抢掠，群众认为比日本人更凶”。鹿手下众官僚与张荫梧乘机各以省府和民政厅的名义，到处委派县长，于是，在冀南行政公署下辖的20几个县内，一个县出现了两个县政府、三个县政府，演出了“双县长”、“三县长”的“双包案”、“三包案”。
鹿、张委派的县长，各据数村，索款要粮，引起民怨，日伪乘机而入，也在一些县委派伪县长。于是，有的县更出现了四个甚至五个不同背景的县长。老百姓无法应付，叫苦连天。
这时河北的反共军队和地方武装，集合于鹿的战区司令部名下，约六七万人，号称10余万众。蒋介石以为鹿有了实力，大喜，加委鹿为冀察战区司令。鹿等更加得意，从演“双包案”而发展到袭击八路军驻地，解散民众救亡团体，河北事态，乃愈演愈烈。
此时，日军已攻占武汉，随即回师华北，加紧对河北平原的扫荡。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东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河北阵地，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同时，应付由鹿钟麟到河北后造成的抗日阵营内发生的种种严重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