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那封信里提出的严正坦率的批评，正是触痛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结果，没有促使他冷静和自省，反而引起了他的暴怒，决定要和彭德怀“摊牌”，非要把这场已处于危险边缘的群众运动进行到底不可。于是，悲剧发生了。
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个结果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在庐山，彭德怀上书进谏，是出于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并无半点恶意。1958年以来他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不幸，感到狂热的“大跃进”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给毛泽东写信，是希望引起他对当时严重问题的重视。当时彭德怀曾自信凭着他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战友之情，是可以无话不谈的。“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他讲一讲会有很大作用的。”这就是彭德怀写信的动机。
在庐山会议上和在以后“文革”中批斗彭德怀的时候，加给他的一个主要罪名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对此，彭德怀总是果断地回答：“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说。”
30多年前，彭德怀带领平江起义的队伍刚上井冈山的时候，他性情刚烈，个人英雄主义是很重的。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不管是什么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他都敢批评、顶撞，但目的是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随着岁月流逝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彭德怀的思想认识有了变化。在一本笔记里，他曾写道，他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井冈山时期，他把毛泽东看做大哥，称自己是小弟弟。
二、红军长征直到抗战初期，他把毛泽东看做老师，自己是他的学生。
三、延安整风，特别是党的“七大”以后，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从内心里把他看做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
尽管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了变化，但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感情依然如故--那是在几十年战火硝烟中建立起来的亲密战友之情，是在雪山、草地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之谊。
但是胜利后，也有些东西使彭德怀感到很不习惯。过去战争时期，彭德怀与毛泽东都是以“老彭”、“老毛”相称，非常亲昵，现在却要恭恭敬敬地喊“毛主席”；过去要见毛泽东可以直接登门而入，现在却要事先打电话相约，还常常被秘书和警卫人员“挡驾”。每次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所到之处，保卫人员前呼后拥，把主席与群众隔离开来。在全国许多地方的群众吃糠咽菜不得温饱的情况下，各省各地争相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建造豪华别墅。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特供点”遍布各大城市……这些，彭德怀很不习惯，也看不惯。他常常回忆起在陕北与群众共同战斗的战争年代。那时没有这么多的等级、规格、限制，没有如此众多的保卫人员，群众就是我们最可靠的警卫和保障。谈起这些令人痛心的变化，彭德怀常常发火，他不止一次气愤地说：“这样搞下去非亡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