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
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为了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清除彭德怀的影响，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前10天是听取关于庐山会议情况的传达，阅读会议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把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大家批判。
批判彭德怀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与会人员，许多是连夜用飞机从全国各地接到北京来的。他们会前虽对会议内容尚无所知，但从会议的规模和那风风火火的紧张气氛上，已经预感到军事系统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不清楚。
这是一次紧急会议，一次对于军队的建设和前途至关重要的会议。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一向被誉为“祖国长城”，“党中央的保卫者”的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他们从未听过的令人心悸的话。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当时，人们的心被震撼了。会场鸦雀无声，一片沉寂。
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人们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那个人人唾弃的“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以忠贞无私为特征的高大形象联系起来。可这是千真万确的呀!有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的正式决议为证，毛泽东主席都讲了话，还能怀疑吗!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1、红3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无一不在追查和批判之列。这些问题都是在庐山会议上已经批判过或已经涉及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会议基本上是参照庐山会议的模式进行的，所不同的是它带有军事系统的特点：批判的“火力”更猛，在粗暴和简单化方面较庐山会议更胜一筹。
彭德怀又一次被置于批判、责问、追逼、威吓、辱骂所汇成的漩涡之中。在《彭德怀自述》中，他是这样来记述当时的情况和自己心情的：
“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逼迫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