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没有再说话，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他本心是不希望妻子此刻到庐山来的，不是怕她看到自己目前的艰难处境，而是不愿再给亲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又不忍心断然拒绝妻子提出的合理要求。她在学校党委工作，一天到晚终日忙碌，有时别人都下班了，她还要加班加点，难得有几天假期。过去，她从未借彭德怀开会之机到过任何地方，这次要求来庐山是头一次，怎么好断然拒绝呢?再说，庐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作为主要当事人，他也应当把真实情况告诉妻子，让她精神上有个准备。想到此，他默许了。
彭德怀公正清廉，严于律己，在生活上他对个人和家属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他和浦安修结婚几十年，一直不同意把浦安修分配到他身边工作，他认为那样会给部队造成不良影响。到1947年底，由于行军作战频繁，操劳过度，彭德怀一度身体状况很差，需要有人照顾，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才在未征得彭德怀同意的情况下，发了电报，把浦安修调到彭德怀所在的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担任秘书兼司令部党支部书记。从1948年1月到1948年冬天这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彭德怀和浦安修结婚后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几十年戎马倥偬，彭德怀已经习惯了夫妻长期分居的生活。他认为，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作为共产党员，这样做是完全必要和应该的。
但是，在1959年仲夏的庐山，在他精神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折磨与痛苦之时，浦安修要求来庐山的电话却深深触动了他，他感到自己过去对妻子要求太严，体贴太少了。他同意浦安修上庐山，也可以说是他对妻子感情上的一点补偿吧。
8月9日下午4时，浦安修从九江十里铺机场到达庐山。彭德怀到人民剧场参加会议去了，迎接浦安修的是路旁静悄悄的松林和空荡荡的176号别墅。
浦安修走进176号客厅，穿过彭德怀的卧室，进入靠阳台的那间办公室。靠窗的宽大写字台上，没有任何摆设，中间只孤零零地放着一份文件。封面上那醒目的标题“……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文件显然是丈夫特意留给她看的。她拿起文件急促地翻阅着。这是一份决议的讨论稿。看到上面记述的关于彭德怀的种种“反党错误”，浦安修脑子轰然胀大起来，觉得天旋地转，热泪夺眶而出。
她是利用难得的几天假期，千里迢迢赶到庐山来和丈夫团聚的。一路上她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想像夫妻相逢时的幸福和愉快，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庐山等待她的是如此意外又如此沉重的打击。桌上的这份可怕的“决议”，犹如晴天霹雳，把她全身的神经都震疼了。上山前的愉快心情一扫而光，她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极大痛苦与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坚信与自己相处20多年的丈夫对革命是无限忠诚的，她不相信他会反党，才十几天不见，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祸首呢！这太令人难以想象了。可是白纸黑字的中央全会决议就摆在眼前，难道还会有错吗！浦安修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她一向对于党中央是非常尊重、坚信不疑的。面对眼前这冷峻的现实，她感到迷惘、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压抑、委屈，她无力再翻阅那份“决议”，便坐在椅子上哭起来，眼泪怎么也擦不干，流不尽。
会散了，彭德怀回到了176号，看到妻子哭红的双眼，他用少有的温存口吻对浦安修说：“我说不要你来，你一定要来，这不，你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