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下午，康生在第四组会议上发言时，引经据典，把彭德怀、张闻天比作苏联的布哈林，他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10年后出了彭、张右倾路线。我们现在的情况、条件、环境与苏联1928年不同，但涉及的问题也是工业发展速度与农业集体化生产问题。”
康生在会上发言虽然也很积极，但他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不是到会上去冲锋陷阵，而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不断为毛泽东输送材料，提供理论武器。在庐山的“左”派大营中，康生扮演的是一位摇鹅毛扇的角色。
在批判张闻天的会上，看到一些人发言只会使用恐吓、辱骂来作战，谈不出多少道理来，康生就觉得这样搞法不行。康生与张闻天相处多年，他是深知这位洛甫同志的厉害的。不要说工农出身的干部，就包括康生自己在内，如果与洛甫面对面论战，也不是洛甫的对手。不讲别的，就说他7月21日那篇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立论坚实，逻辑严密，观点鲜明，文采横溢。单靠喊几句口号，是不可能驳倒张闻天的。
批判需要武器，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批判者们的共同心声。
康生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辞辛苦，翻箱倒柜，8月3日他将《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两份摘录(1928年10月和1929年4月的两次演说)呈送毛泽东。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两份材料“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参考”。他还将列宁引证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议把“国家”一词改成“公团”(德文这两个字与法文中的“公社”相当)的话，借题发挥说：“不仅我们的农业社可以叫‘人民公社’，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对如此及时的奉献，毛泽东当然十分赏识，立刻批示：“印发各同志。”
尽管毛泽东没有说什么褒奖的话，但通过这样一些事，自己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正在回升，这一点康生是清楚地感觉到的。
柯庆施的情况和康生略有不同。他是近几年来靠反右而发迹的“暴发户”。1957年反右派以后，柯庆施带头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批判“反冒进”。1957年12月他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长篇报告，猛烈抨击1956年以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右倾思潮，“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受到中央的重视，《人民日报》还配社论全文刊登了柯庆施的报告。
这件事是柯庆施这些年政绩中的得意之作。他的那篇报告，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大跃进”吹响的第一声号角。连毛泽东都曾说过“大跃进”的发明权是属于“柯老”的。
这样，柯庆施就顺利地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进入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圈。
这样，柯庆施的政治生命就和“大跃进”紧密连在一起，难解难分了。
但是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人们对于“大跃进”的非议越来越多，埋怨越来越强烈。为形势所迫，毛泽东也一再强调要“压缩空气”，要“降温”，并开始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对政治气候极度敏感的柯庆施有些惶惶然了。一年多以来，他自知自己“左”得可以，有些心虚，生怕有朝一日算账会算到他头上。于是，未雨绸缪，为了防止被动，他这次上庐山是带着反“左”的材料来的。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半路杀出个彭德怀来。经毛泽东批示的彭德怀“意见书”一送到柯庆施手上，他就料到庐山将要有一场“好戏”看了。过去，他有些惧怕彭德怀的声望，但当他领悟了毛泽东那则批示后面的深意之后，就忽然变得腰粗胆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