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比谁都清楚，所谓“军事俱乐部”，纯系子虚乌有的事情。所以要搞出个“军事俱乐部”，主要根据之一是那天晚上几个“秀才”去找他谈问题，恰巧这时彭德怀为一件军务事也去找他，几个人无意中碰到一起，而“秀才”们离开176号时又偏偏被人看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其实有什么呢?几个与会人员，又都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偶尔在一起交谈了一次，谈了些对会议的意见和看法，对于“秀才”们的个别过头话，他还进行了批评和劝阻。如果在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中，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严重问题，但在庐山当时的非常情况下就很难说清楚了。
黄克诚既不因曾支持过彭德怀的意见而感到懊悔，也不埋怨“秀才”们不合时宜的来访。他丝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如果当时有人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会像那天在小组会上一样，毫不含糊地支持彭德怀信中那些主要观点。他与彭德怀的友谊是深厚的、纯洁的。在过去30多年中，有一半多的时间他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特别是从井冈山到延安近10年的艰苦岁月，他两人是在一起度过的。他了解彭德怀如同熟悉自己的兄长，他决心和彭德怀一起迎接这突然袭来的风暴，觉得能替彭总多少减轻一点压力，也是好的。
批判彭德怀开始之后，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劝告黄克诚，要他认清形势，划清界限，“反戈一击”。黄克诚听后摇摇头，拒绝了老战友的好心劝告，他说：“落井下石也要有石头啊……我没有石头。”
当看清了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黄克诚变得异常镇静。从在井冈山当团政委的时候起，他就经常被人指责为“右倾”，历尽坎坷，几上几下，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党内斗争，极大地磨炼了他的性格，使他既具有军事家的果断、坚毅，又有政治家的涵养、豁达。庐山上的风云变幻，他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他耐心地倾听别人对他的批判，除对一些侮辱性的说法，如什么“父子关系”等给以严正批驳和回答外，只要是正常的批评，即使把问题性质说得再严重，他都能冷静地听下去。“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总参谋长不当，解甲归田，告老还乡吧。”他心里这样想。30多年中，由于对党的决策和上级的某些规定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他也记不清被撤过多少次职了。
但是，在批判会上步步紧逼、“万箭齐发”的形势之下，从全党团结的大局出发，黄克诚也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查。他说，他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甚至还承认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不过黄克诚在检讨中，不止一次地说了“不管我主观愿望如何”等话，这说明他的检讨是被迫和言不由衷的。
“军事俱乐部”里另一个重要成员张闻天，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懂几国语言，受过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还是党内少有的“吃过洋面包”的“洋博士”。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张闻天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是异常曲折的。他的长处和他的弱点，在知识分子干部中是具有典型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