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批示说：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及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这一个接一个的批示，犹如一道道作战命令，不仅说明了“敌情”的严重、任务的艰巨，还具体指明了作战方法，并在前进道路上树起了坚信、紧跟、雷厉风行的“标杆”。在毛泽东的动员、部署、督促、鼓动之下，一个批判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新高潮在庐山掀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铺天盖地。
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得最凶、最有声势的当然是彭德怀所在的第四组。
一位出席过庐山会议的干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我刚好坐在彭德怀的身后，我前面就是他那宽阔厚实的背影。彭总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他轻轻摇一把葵扇，仔细听所有的发言，却并不为自己辩白。只有时对某些事实作必要的说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事，即使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楚。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后，用三个指头把绿莹莹的龙井茶叶捞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
在所有的揭发和批判中，最使彭德怀感到气恼的，是所谓他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在他看来，党内几十年的斗争历史，是非大体是清楚的。但有些发言者并不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谈历史，而是让历史为当前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这就使他有口难言了。
会上，有人不但把井冈山时期彭德怀在作战指挥上的某些失误，与当时错误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加以批判，还把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的一些著名的胜利战役和战斗，也牵强附会地跟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作为彭德怀的“罪行”加以清算。
1940年8月在华北敌后发起的“百团大战”，彭德怀一直认为是打得好的，胜利远远大于损失。特别是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和国内反动派的投降活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时还曾发电报给彭德怀表示祝贺，说“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彭德怀怎么也想不通，时过不到20年，一次使全国振奋、令敌人丧胆的伟大胜利，怎么一下子变成了错误和罪行呢!
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战场，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彭德怀工作中都曾有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对此，彭德怀从未隐讳过。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都是由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实际所致，而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有人却要把他在历史上所有的过失，都和“一贯反对毛主席”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罪名联系起来，这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的。
揭发批判中，有些最“尖端”的材料，也都是最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人揭发说，彭德怀反对在党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口号等等，企图以此来说明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