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承认自己历史上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从一个仅有朦胧的爱国思想和打富济贫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间要走一段漫长而坎坷的路，怎么能不犯错误呢!)但绝不是像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都曾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恰恰相反，历史证明，在党内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他大多是站在正确路线方面，是坚决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但是，由于党内斗争情况十分复杂，他个人主观修养上又存在某些弱点，因而有的时候认识落后于实际，对有些事、有些人的面目一时看不清楚，在斗争酝酿初期一度态度不够明朗，这种现象是有的。按彭德怀自己的说法是他有时“跟不上，掉队远”，但绝不是主观上要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有些问题，各有各的说法，彭德怀也保留着自己清晰的记忆。关于立三路线时期的情况，彭德怀的回忆和看法是这样的：
1930年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是，对当时国内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忽视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于当时红军力量也作了过高估计，因而才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另外，对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的估计也是错误的，只说他们是“两败俱伤”，“自取灭亡”，没有看到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尖锐化的反映，在革命力量发展的条件下，各派军阀是可以互相妥协来对付人民革命的。对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认识不足，对他们进攻苏联的危险性作了不现实的估计，从这种脱离实际的估计出发，提出了“全国总暴动”和武装“保卫苏联”等错误口号。立三路线无疑是错误的，是严重脱离国内外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的路线。
彭德怀在他的《庐山笔记》中写道，我对立三路线在开始时期是缺乏全面而清醒的认识的。但对“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说法有怀疑，因而红3军团党的前委没有执行进攻武昌的冒险指示，而是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大量消灭地主武装，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从1929年冬到1930年7月下旬，基本上消灭了安福、分宜、新喻、宜春、萍乡、万载、铜鼓、平江、修水等20余县的地主武装，击败郭汝栋军、罗霖师向阳新、大冶苏区的进攻，消灭湖南军阀部队近10个团。在平江击败了湖南军阀的进攻，并乘胜攻占长沙，使湘赣边苏区、湘鄂赣边苏区和鄂东南苏区连成一片。
占领长沙10天后，何键集中兵力向我反扑，在浏阳门外一战消灭其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军安全撤出长沙，集结于平江东乡长寿街地区，正准备还击何键部队追击时，接到万载县委的来信，得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红1军团在中央(立三路线)指示下，由赣东南远道进攻南昌。因南昌城坚难以攻下，故至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举行示威后，撤至万载县城附近，我们立即派人前往联络和请示。按毛泽东政委指示，要红3军团立即向浏阳东乡永和市一带侧击何键部队的左路，红1军团围歼戴斗垣旅于浏阳之文家市。何键闻风退长沙。红3军团进攻永和市扑空，红1、红3军团即会师于永和市，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之后即在毛泽东委员和朱德总司令的统率下，第二次进攻长沙。围攻月余未克，这时军阀战争已经结束，红军决定撤至江西宜春(袁州)地区，红1军团进占吉安，红3军团位于清江、新喻一带，准备阻击南昌来犯之敌。总前委原决定取得吉安后，即在湘赣两省边界进行反复作战，但不久又改变计划，决定红一方面军全部渡至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准备长期战争。这是党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后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在以后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中充分得到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