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元勋，都曾统率过千军万马，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1959年在庐山，面对着一场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却一筹莫展，只能挥泪相向，彼此表明心迹，委曲求全。这种奇特的现象大概只有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才会发生，也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这种奇特现象才能理解。
在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几位“秀才”参加的小组会上，批判的调子也明显升高。有人发言提出了“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等非组织活动方面的问题，这就更使几位“秀才”感到紧张和突然，有口难辩。
7月30日上午，毛泽东召见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进行了谈话。
谈话气氛表面看去仍是缓和的，和前几次谈话相比看不出明显变化。毛泽东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红1、红3军团的情况，像在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毛泽东边回忆、边谈，不停地抽烟。
接着，毛泽东开始批评黄克诚，说他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还借别人之口说，有人反映彭德怀和黄克诚是“父子关系”，又提到什么“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等等。
黄克诚对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当做自己的崇高使命。他怎么也想不到他无比敬重的毛主席竟会对他提出如此无理的指责。
黄克诚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渊源的。1931年“富田事变”后，苏区打“AB团”，搞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当时黄克诚在红第3军团第3师当政治委员兼肃反委员会主任。基于对劳动人民的深刻了解，他不相信红军中有那么多“AB团”。他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保护了不少好同志，后来，竟以所谓“领导不力”，把他调离，不让他再领导肃反了，一直发展到说他本人也是“AB团”成员，要逮捕他。幸好，担任军团长的彭德怀了解他，亲自出面把他从第3师调出来，到军团政治部工作，黄克诚才幸免于难。
黄克诚感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不仅毫无道理，而且是对他人格的极大侮辱。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无法在这种无理指责和肆意侮辱面前保持沉默。他以有理、有力又不失礼貌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他说：
“我这个总参谋长，是主席提名要我当的，不是彭德怀要我当的，怎么能说我是他的政治参谋长!我和彭德怀完全是革命同志关系，是正常的，不是什么父子关系。难道共同在湖南工作过的同志到一起谈谈，就是湖南小集团吗?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