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保证
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对毛泽东这个指示的含义，不少人感到茫然，只有少数人心里是清楚的。
三天前，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秀才”到黄克诚住所去谈话，出门时被人看到，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他把这看成是针对自己的“非组织活动”。他前面那条指示就是针对这件事而发的。
另外，黄克诚又和彭德怀住在一起，有人自然会疑心：你们聚在一块，究竟要干什么?
于是，党的生活中最忌讳的“小组织活动”之类的流言传开了。
由于一时感情冲动，“秀才”们犯了一个那个时代最忌讳的、行动上的错误，结果招来大祸，事后三位“秀才”都很懊悔。
从毛泽东指示下达之日起，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人分别在自己所在的小组内接受批判，让他们交代在黄克诚处谈话的内容以及他们与彭、黄的联系情况。会议内容由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逐渐扩展到追查彭、黄在庐山的“非组织活动”。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的信里反映了许多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就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写信人在党内的地位虽然与彭德怀相差甚远，但他信里对“大跃进”批评的尖锐程度却不在彭德怀“意见书”之下。毛泽东对这封信的作者表面上采取了通情达理、相当宽容的态度。毛泽东当然清楚，一个副局级干部，他的意见再尖锐，即使指名道姓地骂娘，也不及彭德怀几句略带批评的话的影响。
毛泽东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但是，毛泽东说“这个同志有个好处，他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接着笔锋一转朝向“另一些同志”。他说，“这跟我所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
毛泽东所说的这“另一些同志”指谁，当然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