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知道他要和黄克诚商量事情，便立刻告辞。“秀才”们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正巧被人看到了，这件事就成了后来追查彭、黄“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彭德怀和黄克诚商量好给西藏军区增派运输车辆的事情之后，本想多坐一会儿，和这位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友谈谈心。过去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在这种时候更想听听他对问题的看法，但考虑到主席讲话后，整个庐山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人们异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单独在一起，显然不太合适。彭德怀没有再多说什么，研究完电报就回自己住所了。
彭德怀听了聂荣臻的劝告，考虑了两天，才打电话给北京，让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到庐山来。
从24日以后，彭德怀请了两天假，没有参加小组讨论。连续几天，他反复考虑的是对毛泽东的讲话如何表态。他是个心口如一从来不愿说违心话的人，但在当时情况下，若毫不让步，坚持“顶”下去，那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他不愿再想下去。
从毛泽东讲话以后，他不再到餐厅去同大家一起吃饭，也再没有人到他的住处来谈什么问题，每天很少和别人见面。一道无形的高墙把他同外界隔离开来。只有随行参谋和其他几个身边工作人员，有时可以听听他倾吐心声。
7月25日上午，彭德怀向随行参谋谈到自己的心情，他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伤过不少人。但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讲。去年经济工作上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应该讲一讲，讲错了挨批评也不怕。有意见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这两天，我又把信看了两遍，觉得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的信是写给主席，向主席请教的，态度还是诚恳的。如果提得不妥当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说一下，批评一顿也可以。”
下午，彭德怀又把随行参谋找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初稿，并把7月14日那封信作了一些修改，要参谋誊抄清楚，准备一并送给毛泽东。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主意，不送了。他对参谋说：
“那封信虽然有的提法不够妥当，可是有些意见并没有错，不能全部否定。问题是毛主席已经讲了话，而且提得那样高，我若是不作检讨，这个弯子也不好转。”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彭德怀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他左思右想的，是寻求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正确途径，但没有结果。
毛泽东23日讲话以后，庐山会议进入了集中批判彭德怀错误的阶段。最初几天，大部分人发言态度比较冷静，语气也比较缓和，基本上还是按照处理党内思想问题的方式进行的。许多人发言明显带有“转弯”的性质。一般的表达方式是：
“对彭总的意见书，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没有引起重视。经过大家讨论，特别是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再看意见书，就越看问题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