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里，在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之后，紧接着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里首先说的是我自己和其他不少同志，没有说所有同志，也没有说中央哪个领导，更没有说广大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怎么能说是给几亿人民“泼冷水”，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呢?
--我在信的开头明明写了是“给你作参考”，还写了“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患难相处30年，我那封信即使有严重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事先也应该找我谈谈呀，为什么采用这种突然的、出人意料之外的方式处理呢?
特别使彭德怀感到惊异和伤心的是毛泽东的那几句话：“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彭德怀上书进言，目的无非是建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怎么能提到跟不跟你走的问题呢?
彭德怀在他的《庐山笔记》中写道：“这里明白说出，(我)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
可是，要让一向刚直不阿的彭德怀向谬误低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写道：“像我这个人，十一种自由主义或多或少都有些，惟‘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明哲保身的常识我没有。所以应该挨打。挨打也不应该屈服。”
一连几天，彭德怀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晚上在床上躺下，辗转反侧睡不着，又起来，背着手在房里踱来踱去。176号窗上的灯光从深夜直亮到天明。这些征候引起了保健人员的不安。保健科一面叮嘱警卫参谋景希珍，要更好地照顾首长，劝首长注意休息；一方面告诉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小项：“送安眠药要注意限量。每天要看着首长服完安眠药再离开。”
单纯而善良的小项照办了。晚上她按时给彭德怀送去了安眠药片，并笑吟吟地耐心劝说，非要彭德怀立刻把药吃下去。彭德怀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走过去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大把安眠药片给小项看，这药片都是过去他积存下来的。他对小项笑笑说：“小同志，放心吧，我不会自杀的。”
保健人员是在恪尽职守，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天在大会小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小项无法明白，当前使彭德怀最感为难的不是吃安眠药，而是喝不下毛泽东送过来的那杯辛辣无比、满含屈辱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