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威信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的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成绩与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与两个指头、三个指头、七个指头、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
“一年来有好的经验与坏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错误的经验。”
“北戴河会议后，一部分问题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当时不公布就好了。郑州、武昌、上海、庐山，逐步认识了客观规律，腰杆子才硬起来。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嘛!”
“对‘左’的错误要批评，但不应该总是扳住不放；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现在已经批了九个月的‘左’，差不多了，应赶快抓工作，争取1959年的跃进。”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
“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
“北戴河会议以来，虽然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我自己负了责任。有些事可能是主观主义的，但是，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那么多经验。”
毛泽东的整个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显得通情达理，也很真诚。当然，谈话的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虽然他说到了去年的缺点错误，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仍然是充分肯定的。他还一再提到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对1958年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坚持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谈话中批评了“得不偿失”论。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虽然经过几次调整，设想仍然过高，他谈话中对此并未涉及。在毛泽东看来，经过中央一系列的会议，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已经克服。
在这次谈话中，有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毛泽东已不再提纠“左”的问题，却又一次提出了“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与当时全国城乡出现并日益发展的严峻形势相距甚远。
也是在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和田家英，成立一个起草文件的小组，胡乔木任组长。由他们负责把各组对19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加以集中、归纳、整理，写出庐山会议议定的记录(草案)，印发各组研究修改，准备最后定稿，然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会议原计划开半个月左右，胡乔木等人搞的会议纪要须在会议结束前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