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敦煌、在河西走廊所看到的几个人民公社的状况，却像一片乌云一直在他心头笼罩。在西北地区的这段考察，彭德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的。他不怀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确性，但是，公社究竟如何办才好，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亟待解决的课题。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像雁滩人民公社这种优越自然条件的毕竟还是少数。
彭德怀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那些日子，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期。农村的人民公社已经普遍成立，许多城市要求急起直追。全国已有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钢铁生产指标一翻再翻，从600万吨增加到几千万吨。粮食高产纪录一破再破，从亩产一两千斤猛增到三四万斤甚至十多万斤，省与省、县与县互相攀比，各种各样的“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不少省份提出吃饭不要钱，生活发代金。“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出来推波助澜，大叫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全民实行供给制，甚至要求废除商品、货币。有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社论，宣扬“大闹共产主义”。一些像神话一样荒诞的具有蛊惑性的口号，也相继出现在报刊、文件和城镇乡村的墙壁上：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在那凯歌高奏、捷报频传的跃进年代，彭德怀和许多人一样，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是，他的乐观是有限度、有保留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特别是经过在西北地区的一段考察之后，看到了情况的复杂，他处事就更加谨慎。
当时，“大跃进”的热风已经吹进营房，有的部队写信给他，要求军队也成立公社，还有几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给他，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彭德怀冷静、及时地给部队回了信，进行耐心解释，作了妥善处理。他明确地告诉下边说：
“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
“现在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彭德怀这些意见在军队中的及时传达，避免了许多不应有的思想混乱。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的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彭德怀1958年12月7日到达武汉，开会时他首先对当年粮食产量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的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1．2万亿斤，还有人甚至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