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没有游离于生产关系之外的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生产力各要素的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前，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决定于自然环境和劳动力资源。而在此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神奇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正因为在近代社会生产力中，以劳动工具为主的生产资料日益与科学相结合，新的生产工具几乎都来自科学的物化，所以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在内。
周恩来青年时代由于直接受到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熏陶，加上所担任职务的性质，所以他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特别富有远见，而且能在实践上切实地加以贯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敏锐地洞悉了世界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及其在进一步推动现代化方面的作用，确认“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以自动化、原子能、生物工程、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就其意义来说，这个革命“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
从世界返观中国，周恩来认为，由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所决定，“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他又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把科学技术视为生产力发展中“有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认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已十分接近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革命和建设是两个不同的主题，其间虽有联系，但在方式方法上还是有重大的差别。古人云：“以武定乱，以文兴邦”、“马上打天下，《论语》治天下”，都说明一个道理，打江山与治天下是有区别的。战争状态下为打倒敌人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是合适而有效的，但和平时期发展生产力则需要采取新的措施，不能简单移植过去的经验。
许多材料表明，周恩来十分重视革命与建设两个主题的区别。早在1939年3月7日，周恩来就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只是过去苏维埃的一套就不够了。”周恩来不否认过去的政治军事经验对经济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如他说过：“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经验应用到经济上，也是两条腿走路。”可是他并不主张过分依靠人们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觉悟，用人海战术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1953年9月29日，他在阐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就强调：“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高就不够了，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1962年11月1日，他针对煤矿开采指出：“机械化水平要继续提高，不能靠人海战术。有些小煤窑用人工开采是允许的，但大矿必须从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周恩来也不赞同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革命。他说：“有些同志说，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
换言之，科学研究和技术革命要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办事。专家应与群众相结合，但专家要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当然，鉴于经济建设中群众运动的巨大惯性，周恩来有时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但他对如何开展群众运动却有独到的煞费苦心的解释，认为群众运动的要求是：“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实验，逐步推广。”
在理论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关系方面，周恩来反对那种轻视理论科学的近视倾向。他提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利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科学技术发展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周恩来关于加强理论科学研究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20世纪末出现的知识经济时代，正是以基础科学、理论科学的创新为起点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对当代社会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影响的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与激光技术，来源于量子力学理论；而核能技术则来源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哈恩的实验室核裂变技术。诺贝尔物理学奖偏重于理论科学的重大突破，其理由也正在于此。
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上，周恩来主张迎头赶上，尽量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来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认为在科学技术方面要利用后发优势，“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而“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
周恩来关于中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想，是对西方发展理论中为发展国家设定的中间技术战略和适宜技术战略的超越。所谓中间技术，是指“既比过去各个时代的原始技术优越得多，又比富国的高技术简单、便宜和实用”的技术。而所谓适宜技术，则指依据本国的物质条件，引进各种类型的经过检验的技术，其核心是慎重地选择和管理技术使技术与本国的情况相宜。这两种战略虽在技术引进中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引进的中间技术和适宜技术往往是发达国家已淘汰的二流技术，因而无助于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未来学家托夫勒形象地将这两种战略称为“急救绷带”，是失败战略。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按照周恩来所说的迎头赶上的办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