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与其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国民素质等诸多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确定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时，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充分考虑现实存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周恩来在1953年曾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有利条件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国防力量愈益增强；各项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特别是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国营经济领导力量得到加强。不利条件或者说困难则表现在：“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而不估计到不利条件或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周恩来坚信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他同时又提出要正视不利因素的存在，认真分析不利因素对建设速度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但中国近代贫穷落后的历史刺激中国人急于求成，因此，急躁冒进很容易成为经济建设上的主要偏向。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冒进”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不顾条件到处铺摊子、上项目；二是片面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

针对第一种“冒进”表现，周恩来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处理好重点建设和全面建设的关系。如果不顾条件到处铺摊子，上项目，就会挤占重点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原材料，妨碍重点建设，且造成财政上的紧张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醌些”。1953年的那次冒进，主要就是基建规模过大，周恩来带头纠正了这种偏向。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起初采取改造与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但1955年后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工业化的速度，以至预计十五年左右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基本完成。这种做法在客观上造成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严重脱节。

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过快持有异议。他认为改造应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行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换言之，社会主义改造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强调：“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有危险。”又说：“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作为一个冷静而务实的经济建设组织者，周恩来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使建设速度与已有的物力、财力相适应，而不仅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回旋在他头脑中的是各种具体的数据而非意象纷呈的诗情。1956年7月17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讲话中认为，在确定建设速度时，“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他主张制定计划要“从脚到头”，把指标放到最后，而反对“从头到脚”，先臆想出几个宏人的指标然后再揠苗助长。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周恩来与刘少奇、陈云等取得一致，把既反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情绪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基调。“八大”后，他坚持把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下来。他的努力收到了成效，1957年中国经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前夕，周恩来特意要秘书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句话的出处。后来范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找到了这句话。马克思接着指出：“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周恩来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再体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越发感到在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耐人寻味的还有他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一段检讨：“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机勃勃的人，务实不务虚。”这正可反证周恩来关注的重点是物力和财力如何与速度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