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956年匆忙中跨入社会主义的门槛后，中共最高领导层在如何处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手段问题上随即出现分歧，这种分歧归结为一点，就是怎样看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周恩来的观点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以承认一定差别为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把最终消除社会差别寄托在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上。早在1954年，周恩来便尖锐地指出：“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点。”他认为供给制的办法在战争年代确曾产生过重大作用。但是在建设时期它与按劳付酬和经济核算制是矛盾的，在今天已经是害多利少了。到1956年，周恩来认为工资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要求来一个全面的解决。1957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便着重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理上为工人和农民收入的合理差距作辩护，强调空想的平均主义应该避免。他在那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作了关于工资级别和推行物质刺激的报告，但未能公开发表。他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已明显地表现了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务实的政治风格。
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灾难性的后果之后，周恩来对他的观点的合理性更有信心了。1962年秋，周恩来会见了英国高级外交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他父亲曾担任过第一届工党首相。周恩来对他说：一些人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要花费的时间一度持过分乐观的态度。这些乐观主义者期待人们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毫不抱怨地接受同等报酬，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因此，这些好打如意算盘的人取消了农民在合作化早期被允许保留的自留地。但实践证明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是一些错误地判断了人类本性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接着说，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要教育群众，使他们达到一个公平社会的道德水平所要求的高度。在过渡时期，必须认识到群众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先进，有些人落后，因此“物质刺激”是必要的。鉴于某些人曾经一度认为中国十几年内就能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周恩来预计中国还将需要三十到四十年才能做到资金和消费品的自给自足，而要达到西方那么高的生活水平，还需要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
林彪事件发生后，极左思潮受到了怀疑，周恩来乘机有计划地整顿生产秩序，重建合理的规章制度，重申“按劳分配”的原则。那时有人把中国分配领域的状况概括为四句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周恩来认为这个概括得很好，并且还加上一句：“干难干易一个样。”他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有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他还比较说，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但我们的日子过得也不太舒服，职工不断地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势必多发钞票，造成物质储备上的大缺口，引起各方面关系的紧张。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虽然周恩来在他的有生之年未能有效地贯彻他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却在他逝世后不久得以复活，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