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在谈判桌上，谁掌握更多的事实和信息，谁就会占据谈判的主动权。周恩来深谙个中道理，在谈判前必做认真的准备，为自己的谈判方案寻找充足的根据，甚至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实情，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以翔实有力的客观事实，论证自方的立场和观点，使对方信服和让步。
1944年9月，即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此逼迫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使自己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这一主张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随后，美国政府介入国共和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1月上旬飞抵延安，与毛泽东直接谈判，达成了有关组建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草案）。为与蒋介石就此协议草案为基础组建联合政府问题，周恩来两度飞往重庆谈判。
但蒋介石并不接受中共与美国特使达成的协议草案。在他看来，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由此，他提出三点反建议，核心内容是要求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中共可派员参加军委会。蒋介石与中共的差距很大，赫尔利有鉴于此，不仅抛弃了他在延安作出的承诺，而且反过来为蒋介石说项。赫尔利约见周恩来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你以为如何？
周恩来明确答道：联合政府本为毛泽东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说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却说：只要你们“先插进一只脚来”，来日大有可为。周恩来为论证自己的观点，采取了现身说法的方式，他说：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事实说明，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这一充分有力的论证使赫尔利无言以对。无独有偶，国民党代表、法学博士王世杰也劝说周恩来同意中共参加军委会，周恩来问他：“如果共产党代表参加军委会，其实际职权如何？”这是一个难题，王世杰勉强地说：“现在军委会每周至少开会一次。”机警的周恩来马上反驳：“这是会报，不是开会。”“我们要提醒王先生几句，会报不是开会，譬如冯玉祥、李济深就从没参加开会。”王世杰这位老道资深的政治家，面对铁一般的事实，陷入窘境不能自拔。周恩来以确凿的经验和事实证明：只有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才是民主的，符合各党派和人民的意愿的，其他党派派代表参加政府，只能处于说客和观察者的地位，丝毫不能改变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本质。
有时周恩来为在谈判中争取主动，还不惜亲自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1946年到1947年间，周恩来曾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就黄河花园口堵口和下游复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抗战初期，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进犯，悍然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溃决黄河大堤。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出于加害解放区人民和军队的目的，下令堵住花园口，让黄河回归故道。为延缓和阻止蒋介石堵住花园口，周恩来不仅详细掌握了黄河堵口问题的多种具体情况的准确数据，而且在1946年7月亲临花园口视察，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用以论证他“先复堤后堵口”观点。当时的黄河故道，经八年战乱和风雨侵蚀，早已沟壑纵横，堤坝残缺，如不修复下游堤坝，疏浚河道，悍然堵口，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黄泛区，直接危及六百万黄河故道人民。周恩来的观点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因而得到进步舆论的广泛支持。
黄河下游复堤需要大量的工程款、工粮和迁移救济费，为争取这些经费，周恩来据理力争，反复要求国民党政府和联合国救济总署如期交付，履行应尽的责任。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一个代表煞有介事地从所谓工程技术观点出发，说什么“假定”堵口后水并不大，“估计”下游损失并不重，则“无须救济”等，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说：“人民所遭到的痛苦和损害，必须以科学方法去对待，经验估计和主观假定，皆不可作依据，怎么能把如此重大的问题的考虑，放在一个‘假定’之上？！”说得对手哑口无言。
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强加于人，是周恩来一贯的谈判风格，在国民外交中是如此，在国际外交中也是如此。在中缅谈判边界问题时，双方曾就民族问题的处理发生分歧，周恩来始终以事实为依据讲清道理，耐心协调双方的思路，促使对方进一步考虑。由于周恩来坚持以事论理，以理服人，所以他在谈判中的意见常常处于上风，而且使对手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