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提出：“中国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日本前外相小坂善太郎认为，周恩来的这一口号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内容，都是一些天才的思想，是在中国一百多年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经历中凝聚起来的哲学，是致力于建立世界和平的哲学。
亚、非、拉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历史遭遇，它们都曾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面临着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以及发展民族经济两大任务。历史和现状都决定第三世界国家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创建国际新秩序而奋斗。
具体对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之实行封锁和遏制政策，除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还不多，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有待大幅度提高。因此，中国只有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前进，才能争取广泛的国际声援，打开外交关系的新局面。
周恩来关于“中国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历史进入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一思想愈发显示出生命力，周恩来也更加以切实的努力，在广度和深度上贯彻这一思想。
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多个国家，历时七十二天，万里征程，马不停蹄。他沿途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对外援助的新概念，鼓舞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热情，倡议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目的在于使这些国家的舆论脱离苏联而转向中国。
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是穷国家。周恩来认为，中国虽然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别人的帮助，但需要帮助的人也可以解囊相助别人，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他还说，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如今四十岁上下的人很少不知道坦赞铁路的。这条自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姆到赞比亚卡皮里姆波希的铁路，全长一千八百六十多公里，沿途穿越无数深山峡谷和沼泽地带，堪称人类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起初，坦、赞两国领导人为争取建设资金四处碰壁，西方国家不干，世界银行也不理睬，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中国。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战战兢兢地向中国提出援建要求，紧张得连声音都变了调。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政府竟然同意援建，尼雷尔双手举到半空，又落到胸口，紧紧按住，神色激动：“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在证实你们的回答之前，我连呼吸都不敢了。”
花费几亿乃至数十亿资金援建坦赞铁路是否值得？当时无论国内国外都存在种种疑虑。有人说这是中国“打肿脸充胖子”，“软驴拉硬屎”，也有人说与其援助一个庞大的项目，不如援助若干中小项目，花钱少而且影响会更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帮助修建，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玩一把政治游戏。而且，援建坦赞铁路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比拟的。至于资金，一下子拿出十几个亿搞援外，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但可以一点一点拿出来，比如七年、八年乃至十年，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因此逐步实现是可能的。他反复向那些对援建坦赞铁路存有疑虑的人说：我们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
毛泽东与周恩来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更坚定了周恩来对此事的信心。毛泽东说：“恩来，援助是相互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能以大国自居。当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时，你我的感受不会忘记吧？我们要为受援国设身处地想一想啊。”
周恩来还设想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如果中国同意修建坦赞铁路，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会散布中国对非洲存有野心，并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一来，即使中国不能承建，也使尼雷尔总统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手中掌握了一张王牌，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打出中国这张牌。
周恩来的真诚感动了非洲的黑兄弟，尼雷尔和卡翁达几经反复，终于在1967年9月同中国签订了合作修建协定。坦赞铁路于1970年11月正式动工，1975年6月完成铺轨，1976年7月全线正式通车。
穷人帮穷人，受援者的确受惠不忘。中国能够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众多穷朋友的帮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当时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据说参加投票的坦桑尼亚代表竟身穿中山装……
在坦赞铁路运营十周年庆祝仪式上，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患难知真友，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中国帮助了我们。”他把这条铁路称为南部非洲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