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周恩来很关心的一个问题。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应邀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行前，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讨论，就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各抒己见。毛泽东说：“只要苏共领导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阵。”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发挥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所谓战略上要联合，就是坚定地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在认识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长期地和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所谓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就是对那些无助于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思想和行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斗争求团结，以讨论求一致，在阵营内部形成一种经常交换意见、平等协商的风气。
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雁”，自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来，苏联党一直以“老子党”自居，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对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更是颐指气使，一味地要求它们按照苏联的指挥棒行事，把干涉他党他国内政当成“家常便饭”。同时它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与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互通声气，而是单独行事，不顾后果。这些都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56年爆发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便导源于此。
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一次秘密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突然把他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和独裁者。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事先没有提交大会主席团批准，更不要说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兄弟国家打招呼了。苏共党内、苏联国内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一片哗然。帝国主义国家则额手称快，等待观看社会主义阵营的“好戏”。
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一出笼，便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郁结已久的矛盾。波兰、匈牙利的反苏情绪急骤升温，并在外来势力的煽惑下演变成反苏、反国内政府的事件。赫鲁晓夫一不做，二不休，命令坦克开进华沙和布达佩斯，企图用高压政策平息事变。
赫鲁晓夫的声誉和地位无论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苏联共产党内部都面临危机。1956年11月，赫鲁晓夫委托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提出：要请周恩来访问苏联。次年1月初，周恩来抵达苏联，危难中的赫鲁晓夫对周恩来显得非常亲热。在一次小型宴会上，赫鲁晓夫侧身悄悄地对周恩来说：“我请刘晓大使转告你们党中央，你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在《真理报》已全文刊登，还将印发五十万册单行本。”周恩来并未因为赫鲁晓夫的刻意讨好而放弃原则，他下定决心要和赫鲁晓夫“抬杠子”。会谈中，周恩来首先批评了赫鲁晓夫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阐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他指出：斯大林是犯有错误，但他并不总是犯错误。评价斯大林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不能抛开具体历史背景孤立地评价一个人。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我们认为是三七开，功绩是主要的。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
谈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时，周恩来指出：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别人内政。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你们处理得不够好。我们认为波兰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波兰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赞成派苏联军队进驻波兰。波匈事件的发生，你们有责任。
赫鲁晓夫开始还耐着性子听着，但随着周恩来批评的不断激烈，他“炸”了似的弹起来为自己辩解，并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他们的夫人，说他们要了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他们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周恩来当即严肃地予以反驳：“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羞愧之余，大耍无赖作风，他瞪着眼睛望着周恩来：“周同志，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这一招是赫鲁晓夫惯用的伎俩，1959年他还对批评他的陈毅咆哮道：“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这样对我不礼貌！”周恩来面对赫氏的挑衅沉着应战，他回敬说：“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个机智的回答把赫鲁晓夫逼进了死胡同。
争吵归争吵，周恩来此行的目的不是争吵，而是极力想帮助赫鲁晓夫认识错误，希望他的错误不再往前发展，因此，?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对赫鲁晓夫进行规劝和说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是他进行政治赌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只谴责与斯大林有牵连的罪过，而对自己在大清洗中的罪过避而不谈。因此，他虽批评了斯大林，但骨子里却继承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之风。1957年1月8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往阿富汗访问，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等送行。在去机场的路上，周恩来督劝赫鲁晓夫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他说：斯大林的部分错误，你们也有责任嘛！你说肃反扩大化了，你们每一级都有三人小组，赫鲁晓夫同志你那时是乌克兰第一书记，你管这个事嘛！你怎么能只责备斯大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为什么当时你们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不提出意见呢？可见你们当时也是觉得斯大林是对的，你们自己做得也对。现在你们觉得错了，应该首先批评自己，不要只批评死人，这就公道了嘛！
心直口快的米高扬说：如果当时我们反对斯大林，除非把斯大林捉起来。赫鲁晓夫打断米高扬的话：“你胡说，我们当时要是反对斯大林，是我们被捉起来，不是你捉了他。”
赫鲁晓夫又对周恩来说：你们那里的党好办。周恩来说：我们犯了错误可以自我批评，经过自我批评，还是一样可以得到大家谅解，在工作中学习锻炼。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呢？都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嘛！
可是，赫鲁晓夫却怎么也听不进去，他倚老卖老地辩解说：“你们那个党可以自我批评，我要是这样搞就垮台了。我年龄大了，快七十岁了，还有几年呀！还容许我作自我批评吗？”
周恩来不再说什么了。他意识到，对于不择手段的赫鲁晓夫来说，他的批评不说是对牛弹琴，至少也是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