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采取“另起炉灶”的方针，即不承认原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以及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外交关系。所有愿意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台湾当局断交，支持新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
但是在具体涉及建交问题时，情况往往千差万别。有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坚持以上原则，所以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比较顺利。但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他们当中，要么虽主张“一个中国”，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马上赶走台湾“使节”一时有困难；要么虽然赶走了台湾代表，但不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要么既不赶走台湾代表，又不在联合国席位上支持新中国，等等。
一把钥匙开不了千把锁，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周恩来很懂得这个道理。他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灵活运用策略的大师，不拘泥，不消极，表现在建交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周恩来看来，有些国家虽承认“一个中国”，但马上赶走台湾代表一时的确有困难，这是可以谅解和照顾的，因为它们与某些西方国家配合美国搞“两个中国”或所谓“双重承认”是有区别的。因此，可以在达成在适当的时机赶走台湾代表的默契后即在对方首都设立新华社或商务处等机构；或在对方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先互派大使，再逼走台湾代表等。如1963年，法国政府表示愿意同中国谈判建交，并表示将不管别国的意见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但在具体做法上，希望我国不要坚持让法国先主动同台湾当局断交。周恩来考虑到中法两国的一些共同点以及法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于美国，认为在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条件下，可以对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度。因此，他接受了法国政府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自然导致法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方案。果然，中法建交后，台湾当局的代表不得不撤离法国，法国也由此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对英国等虽从本国赶走了台湾代表，但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国家，周恩来主张与之建立以设立领事馆等为标志的准建交关系，这样做既没有违背原则，又充分利用了业已存在的共同点，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基础，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对有些既不赶走台湾代表，又不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国家，周恩来主张不急于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也不消极对待，只要有发展民间往来和经贸关系的可能和条件的，则积极推动经济和文化往来，逐渐突破国家关系的坚冰。如埃及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还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我们并未与之断绝来往，而是积极地与之发展贸易文化关系，到1955年互设了有外交豁免权的商务代表处，紧接着双方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满足了埃及对棉花出口、粮食进口的需求，这是一个关系其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第二年，它主动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埃及是中东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它的示范和带动下，大批阿拉伯国家纷纷取消对台湾的外交承认，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亚洲地区，日本则是中国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而与之建交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