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是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方法，它为和平共处开辟了现实的途径。“求同”就是寻找与外交对象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撇开分歧，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由“求同存异”派生出来的办法还有求同立异、存异待同等等。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次由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发起的会议，共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这个会议对周恩来的外交智慧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他要在一个非共产党的，而且包括一些强烈反共的亚洲领导人的大会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许多发言奠定了会议的基调——加强亚非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前殖民国家造成并加剧的彼此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似乎要使与会者发生分裂。会议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和谐的调子。一些国家的代表提出“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菲律宾代表卡洛斯•罗慕洛诅咒共产帝国主义比资本帝国主义还要坏，甚至把中国贬为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傀儡。新闻记者们迫不及待地想倾听周恩来如何应答。
会议开始的那一天，周恩来扮演了一个有耐心的、好打交道的，甚至可以说是防御性的角色。第二天轮到中国发言，周恩来临时决定将原定在下午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者。上午会议结束后，他利用午间的短暂休息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一边写一边交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轮到中国在会议上发言时，周恩来登上了讲台。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之后，接着以确凿的事实回答了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等问题，并邀请与会代表在方便的时候亲自去中国看看，特别是到中国东南沿海和边境省份去参观。他以和解的口气对那些对中国怀有恶感的与会代表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恩来讲话的策略就在于他巧妙而小心地绕过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抗，将与会者的视线引向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策略加上他的诚恳和通情达理，使他顺利地绕过了暗礁。周恩来发言后全场沸腾，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还有印度、缅甸等国总理纷纷离开座位，前去与周恩来握手。用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周恩来“成功地造成了在共产党人和中立主义者之间存在统一战线的印象。这条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他们都相信，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军事条约是威胁亚洲新近成立国家独立的唯一现实的危险”。许多亚非国家对台湾问题非常关注和敏感，生怕中国大陆用武力解放台湾、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周恩来对这种担忧很理解，他坦诚地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要求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不打算用这个问题来牵累其他国家，同时他表示，中国愿意和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这正是亚洲公众想听到的，因为这等于消除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巴基斯坦总理问他：“如果台湾和平解放，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不假思索地说：“完全可以。”
经过几天时间，万隆会议29个国家找到了构成“万隆精神”的共同语言：和平、独立、合作、团结、协商、求同，这个结果大部来自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外交谋略。
美国政治学家鲍大可认为，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在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作或鼓动他人作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主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政策。菲律宾代表团团长卡洛斯•罗慕洛1985年在纽约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地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求同存异”的外交谋?适用于与外交对象既有共同点也有重大分歧，而目的又是为了突出共同点的情况，此时就要努力回避分歧，淡化分歧，而使共同点凸现出来。
“求同立异”适用于对立较久、分歧较深而又有妥协倾向的外交对象，一方面要尽力与对方谋求共同点，另一方面又要让对方正视分歧，不使对方发生误解和幻想。中美在1972年发表的联合公报就是遵循的“求同立异”的原则。周恩来在草稿上就中美双方有分歧的问题填上中方的立场后，留出空行由美国人填入他们的立场，公式就是“美方认为”或“中方认为”，这是与《万隆会议公报》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