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海外拥有分布如此之广、人数如此之多的同胞。中共执政后不久便发现，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客居在本国的华人忧心忡忡，担心中国会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华人社团与当地其他氏族的矛盾，也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安定受到影响。还有，华人如同聪明的犹太人一样，特别擅长于创造和积累财富，有的国家的华人在没有与客居社会融合的情况下，便很快就主宰了当地的经济。显然，新中国如果不妥善解决“海外华人问题”，不仅不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且也不能保障华侨在所在国的安全和正当利益。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首先声明“海外华人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愿意与有关国家协定解决大约一千二百万华裔的地位问题，中国决无利用华侨进行颠覆活动之意，“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他特别援引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时新中国欣欣向荣，许多华侨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生怕因加入了外国国籍而背上“忘掉祖国”的骂名。1955年4月27日，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会见当地华侨时说：“如果在我们国内，有几百万外国侨民，他们也是双重国籍，我们政府好不好办事呢？凡事都要推己及人。”为打消华侨们的顾虑，周恩来强调：“选择了别的国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周恩来解决“海外华人问题”的办法有三个，一是放弃儿童国籍决定于父母国籍的惯例这一原则，从根本上避免“双重国籍”的产生；二是劝说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学习当地语言并与当地人通婚，加速华侨与客居社会的融合；三是承诺中国不在华侨中发展共产党组织和其他党派，华侨要参加政治活动，要么他们取得当地国籍，要么回到中国去，那里有大量政治活动可以参加。如果既要保留中国国籍又不愿回到中国，则不应该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也不应该参加政党或投票选举。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签订了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地位的协定，这是史无前例的。依照这个协定的基本精神，周恩来随后与其他国家也签署了类似的协定。这样就使“海外华侨问题”在短时期内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华侨与客居社会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