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一边倒”外交政策有其产生的一定历史必然性。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美、苏两强对峙的冷战格局。实际上，当美国出于阻遏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进而又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敌视和封锁禁运政策时，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倒向苏联一边，否则就会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
但是，“一边倒”并不意味着对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采取排斥态度。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反对把“一边倒”绝对化。他的外交意图是在巩固和发展与东方阵营的关系的同时，谋求与西方阵营的交往和和解，从中协调国际关系，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虽然那时要做到和西方明显改善关系尚不可能，但他不愿把话说死，把事情做绝，把通向西方的大门完全封闭起来，而是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作出积极的姿态，一旦条件变更或成熟便不失时机地采取改善关系的实际步骤。他说：“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这段话说得很灵活，没有片面性。
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截然对立，资本主义阵营是铁板一块，而周恩来发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他将资本主义各国与我国的关系分成六类，提出了“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的方针。这种区别对待、争取多数的方针破除了将外交阵线简单划为“两个营垒”的僵硬作法，对中国拓展外交空间，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开辟了道路。
周恩来在致力于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同时，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助于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机会。他相信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不因善小而不为。有些事情在旁人看来无足轻重，他却格外认真。195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两百周年，邀请中国派人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庆祝会。那时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刚满一年，中美之间关系仍十分对立，两国之间即便在文化领域进行交往恐怕也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谢绝邀请的同时，还是向该校发了一份贺电。新华通讯社在播发这份贺电时，只提到郭沫若的名字，没有提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博士的名字。从学术礼仪上来说，这是失礼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造成这次失误的编辑。他说，看了这条消息的人不仅莫名其妙，会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被邀请人的大名而没有邀请人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做工作的机会。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美这两个死对头面对面地在那里讨论亚洲问题，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在国联大厦。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是个死硬的反华分子，他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除非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他还规定美国代表团的任何人不准同中国人握手。杜勒斯的副手比德尔•史密斯不像杜勒斯那般顽固，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日内瓦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中间休息时，周恩来正与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凑上来与周恩来交谈。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又不便用左手同周握手，就拉了一下周的胳膊。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与尼克松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个有名的典故。
尽管当时中美之间的成见极深，但周恩来还是尽最大努力做美国代表团成员的工作。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斡旋下，中美两国在1955年恢复了大使级会谈。多年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谈到日内瓦会议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还通过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磋商，达成了双方互设外交代办处的协议，这又为中英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谋求与西方的和解不等于放弃原则，迁就对方，周恩来从不在美国的压力和挑衅面前让步。日内瓦会议上，当美国代表团担任会议后期首席发言人的沃尔特•罗伯逊反对中国提出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时，周恩来指着他说：“罗伯逊先生，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应战的。”罗伯逊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中国希望同“欧洲、南北美洲和澳洲的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只要他们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周恩来是一位务实的外交家，信奉“朋友越多越好”的交际原则，他的外交政策首先考虑的是民族利益，而不只是国际共运战略。但周恩来在外交上首先考虑民族利益，并不是说他对国际共运战略不感兴趣。否则的话，我们对周恩来外交谋略的理解就会产生偏差。
日本学者鸟岛民在所著《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一书中，认为周恩来在50年代的外交政策在谋求与东、西方阵营建立“对等”的关系，这个观点恐怕有些言过其实。追溯周恩来的思想历史，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确实有过与东、西方阵营建立对等关系的设想。如1946年7月，他在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裴谈话时说：“中国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而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但后来中国与美苏关系的实际状况使周恩来改变了初衷，转而将中苏结盟视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外交问题时，强调要注重“新民主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划分”，从中不难看出他在外交上的倾向性。周恩来并不是站在中间位置平视东、西两个阵营的，他主张两边来往是真，但在战略上还是靠向苏联一边并以此为基础、为依托的。他的外交思维既非绝对的“一边倒”，也不是什么“对等”外交。
对等外交必须基于以下认识：不把任何国家当作永远的同盟者，也不把任何国家当作永远的对立面，但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不具备这种认识。在他看来，中苏虽有矛盾，但毕竟是兄弟；中美虽可以交朋友，但总是貌合神离。
周恩来灵活的外交思维中潜藏着执著的东西，务实的外交活动中也有理想化的色彩，只有这样认识，我们才可能逼近周恩来外交谋略的本质。